行走的诗吟

发布时间:2017-08-08

 

 

行走的诗吟

             —— 序黄亚洲诗集《路迢迢水长长》
 
                           杨四平


这是一本关于行走的诗集,它的核心与生命在于不停息的动感之上。如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描摹的那般,人生就是一场在路上的旅行,充满了不羁与放荡。也可以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放在一起比较,行程、文字与历史,与山水相融相和,构成一种与自然大相异趣的“人文山水”,独具一种深厚绵长的韵味。

“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人文社会的风貌相较自然的绮丽或雄险,更有她奇特与超出的地方。外在景观的千地千面,人伦、习俗的异地迥异,而穿破空间的屏障,时间的局限,与历史挂钩,与旧时光里一个地域在千百年的沧桑沉变中慢慢蜕变的苦痛经历取得精神上的对话,这趟行程才算没有白跑,才可以说是真正享受了一场精神上的盛宴,而不只是视觉与味觉上的。只是这种对话的取得谈何容易!外行只是看个热闹而已,真正的深入进去需要旅行者深厚的修养、知性的眼光与理性的态度。


但是,这样严苛的条件,千百年中又有几个旅行者能够达到呢?


所以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与其说历史不可信这样赌气似的历史虚无主义话语,倒不如理性客观的说一句治史的困难。真正深入历史的专家尚且难以抵达真相的核心,何谈其它?


文人天生有一种浪漫的习性,而诗人更是其中的奇葩。他们浪漫多情,又近乎偏执。文字的抒写与诗歌话语的吟唱所创造出的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世界,情胜于理,文胜于质。而支撑起这个虚幻世界的力量源头来自于他们的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预设的价值观。


这样,一个诗歌话语中人文与历史相交融的世界的形成,就并非是像历史学那样通过技术手段对历史数据进行推导,而是依赖预设观念的诱导与情感的支撑,这样的世界当然并不真实,但反而更为世俗中的人们所熟知与习惯。因为情感的渗透,人生回忆与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物件的相交融让文字更显血肉的真实触感,这比理性的文字所记载冷冰冰的历史要可感的多,但这样会遮蔽掉一些历史的原貌,成了历史的悲哀,但反过来却促成了文学的幸运。


人终究是感情动物。“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的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山水历史见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又渗入了笔墨之中。我想,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他增添声色和情致,但它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人生的局限。”余秋雨如是说。这是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的自序中一段话。人生的局限,回忆的局限、情感的局限、文字的局限,甚至还有在背后操控的整个时空的局限,这些局限积淀下来的,便是形成这些文字的断章与残页。这可能也是余秋雨把行程命名为“苦旅”的原因。行走的旅程中对山河大地、人文旧址的彳亍观照,在一段旅途的暂歇后,需要在回忆中反刍,这个反刍的过程是漫长细致,也是焦灼苦痛的。由反刍所产生的文字话语,因为沾染作家的脾性,也因而更易于接近人的心灵。


一般而言,诗歌话语的形成比之于散文式的话语,要艰难的多。因为散文式的语调是舒缓的,温顿的。作家可以放缓自己脚步,慢慢地将山水的情调与自己的步调调整到同一个频道上。而诗歌的体例注定它形成的艰险,短小的容量同时纳入山水人文与诗人自身的视角与思维,作的不好,就容易形成地点的标签。所以,这趟诗歌“苦旅”的形成其实更为的艰难与不易,是山水人文的关照,也是一场诗路的行吟。


也许是承继了屈原的千年传统,中国的诗人都好发牢骚,他们身前陷入的是现实政治的不顺,身后面对与关照的是对历史的炒冷饭与讽喻。诗人浪漫多情,但也有不输于政治家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只是这份热情的抒发无法适用于现实的政治操作,只能转而面向文字的超车道,以诗歌话语的形式在想象的虚幻世界中实现对历史的逆向超车。他们的诗歌记录里所突出表现的是一种万年不朽的恒定性,山水可变,但历史旧遗迹的沧桑不变;喜忧难定,但家国民族,为民请命的情怀千年如一。在对历史的讽喻中,山水只是一个载体,古迹是一种依托,文字话语是突破口,而内在的情怀是才是恒久不变的灵魂。多变的诗歌话语,相似的情怀灵魂,在变与定的交错中取得了一种历史惊人相似的结果。《山西高平:炎帝陵》《山西高平:长平之战纪念馆》《上庄古村,元代民居》……从远古的三皇时代,到秦汉,到宋元,再到明。每到一处历史遗迹,黄亚洲几乎可谓将中国历史的所有朝代都写了个遍,当然,也讽刺了一个遍。这里有情感的渊源,也有阶级的局限。比如,诗人面对炎帝陵,他要下跪,“代表我吃过的所有的稻子、麦子、小米与红薯/给你下跪。还代表我服用过的/所有的黄连、当归、金银花、鱼腥草”(《山西高平:炎帝陵》)因为他觉得,神农尝百草滋润了中华民族的气色。 


黄亚洲似乎更不喜欢战争与流血。所以,面对统一六合的大秦与横扫亚欧的蒙元,诗人的内心似乎更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情绪。

   

高平古称长平,历史这样的评价长平之战:


古代中国人互相残杀规模最大、战况最惨的一次战争
秦统一天下,一路记彔的,都是血书
中国人的血比较廉价
中国人渴望统一
中国人解渴的饮料之一,是血
那一天,白起大将杀赵俘四十万
不杀白不杀
人死得多,国基就安稳了
现在我面对的,就是尸骨坑中姿态各异的白骨
这国家千秋万代的基础  
             ——《山西高平:长平之战纪念馆》》

 

七百年前的天空,依旧带着草原的香味
落满我的双肩。我跨过门槛
钻进民居活化石的内部。我要在太行山嗅闻草原
元,一个残暴与史诗互为表里的年代
我细细嗅闻。在中国现存的古民居中,再没有
比这个院落更年迈的了
            ——《上庄古村,元代民居》

 


诗人的历史观似乎出现了偏颇,但终究是诗人,面对历史记录中的死亡数字,不能和历史学家和普通读史之人,一带而过,只当是历史演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点缀。这是关注进程的演进与关注人情的苦痛的区别。血不是白流的,一个朝代也不可能轻轻松松就建立起来。不脱胎于苦痛,也就无所谓诗的高崇,不感知到苦痛,诗人的情与性也就难显得厚重。所以七百年前才有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给历史的定调。诗走到这里,其实也只是历史的一个轮回而已。

此外,黄亚洲的行吟已不限于神州大地和五千年中华文明。


他们拥有了开阔的国际视野。这种诗意的“走出去”、“走进去”,既给现代汉语读者带来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越南的异域风情,也部分地增加或刷新了中国读者这方面的知识、文化和经验。它们刚好与那些诗写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诗篇形成某种呼应,构成某种对话,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诗歌佐证。


黄亚洲的人生经历、文化修为、艺术成就和诗歌创造,都统合于他的诗歌写作,这就使得他的诗歌行吟充满了历史、现实、文化、沉思和诗意,为当代汉诗写作提供了崭新的诗歌经验,也为新诗百年纪念奉献出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诗歌印记。


结局,也就是新的开始。我们希望在下一个新诗百年里,黄亚洲能给中国新诗提供更多更新的诗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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