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子式的责任感 ——序黄亚洲诗集《老子骑牛》

发布时间:2017-08-08

 历史长子式的责任感

——序黄亚洲诗集《老子骑牛》


沈泽宜


  从《行吟长征路》开始,黄亚洲就有意识地以“行走与歌吟”姿态型塑一个当代行吟诗人的形象,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一边云游,一边写作的习惯生活方式;一方面也立基于他历史长子式的责任感与情感投入方式。 


  近年来,他始终以一种“主体在场”姿态,穿梭在重大社会事件的深度体验之中。从零星的短信息记录来看,仅2008年亚洲就足以无愧于说出“我的鞋很累”,其足迹的辛劳令人十分讶异。2月去贵阳,5月赴汶川,8月入北京,10月又到福建,在冰雪事件、“512”地震事件、北京奥运会等历史现场,他以开放的心灵沉溺在时间创造者的具象与细节之中,写下了一行行火热而锐利的句子:


  “现在,她在冰雪的山上,她是/山里惟一的女人,她管理着/一柱火苗,她的火苗关系到盒饭的温暖/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全部血管”——《拥抱》


  这是在冰天雪地中为一个四川女子刻下的诗意影像,其柔软温绵直接挠到了每一位读者内心疼痛之处,感动当在不言中。


  “总理下了火车,现在,他登上/逆流的小船,这就意味着/国务院又一次临时迁址,于是/又一片水域,成为/四川的中南海”——《火车车厢:国务院紧急会议》


  这是为一个国家中枢在特殊时间中坚韧行进所留下的政治肖像,权力运行中的“人”似乎已经消失,而非人格意志的“逆流中的船”却顽强地凸刻眼前,让灾难中的人心重新收拾信念,聚集力量,迈出步伐。其情其韵,感人心旆。


  “人类没有诞生以前/鸟巢,就已经是生命的家园/所以定时体检是必要的/人类必须把自己当作危险,那么/就从今夜开始吧/就让鸟巢里开始这一切吧/让主席、总统和首相像小鸟一样肩并着肩/让一切关于互相算计的阴谋,从此/只围绕着一支明亮的主火炬/运转”——《人类在今夜审视自己》


  这是在盛大空前的奥运焰火下为“人类以‘我和你’的句式与苍穹对话”时刻所摄取的历史镜头,主客消隐,你我泯灭,一种如同鸟兽相依的人类相处本真状态被诗意呈现。


  当宏大的历史造影,转换为眼前活生生的日常叙述之后,读之者又有谁能够抑止泪光盈盈?


  无庸讳言的是,亚洲似乎已被固化为主旋律作家,这固然与其一以贯之的主流影视传播和诗集《行吟长征路》所建构的“晕轮效应”——甚至是与其获鲁迅文学奖有关,但我以为,这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与诗思惯性的必然,是诗人特殊的内心把握方式与社会流变藕合的结果。黄亚洲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切入的社会姿态,决定了他的这一形象底色,虽然它是一种人为选择,却也似为一种天意注定,因而更可视之一种宿命的逻辑使然。


  在主流文学界,由前苏联传入并于1949年后被命名为“政治抒情诗”的主旋律写作,由于曾经急功近利的政治诉求而粘滞着有目共睹的“能指空洞化”负面泡沫,在今天遭遇读者预设的阅读嫌弃与传播排异,是不难理解的。如何化解这一“屏蔽”,让当代中国作家中性、客观、理性地书写“红色经典”,表现主流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段内的探索、建树、失误甚至债孽,从而在人心深处吹响再次整装出发聚集号?这是一个摆在所有当代中国作家面前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


  40多年来,黄亚洲以一支勤奋之笔,伴随近4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历史,曲曲折折地摸索着他的独特艺术路径。就诗歌而言,从《无病呻吟》黑色幽默始,中经《磕磕绊绊经纬线》反讽探索,到《行吟长征路》豁达轻松,再到《父亲 父亲》、《母亲 母亲》的微讽观照,再到眼下这本诗集《老子骑牛》的融轻松诙谐与微讽观照一体,可以说,亚洲基本摸索到了一幅重写政治抒情、再造历史经典的有效“线路图”。


  总括起来说,亚洲的这一“线路图”要义在于,他往往能以难有其匹的幽默讽喻方式,展开一种奇崛的意象营建与嶙峋的镜头构建,以诗歌特有的夸张放大其诗意匠心,从而让一种沉郁的痛楚与忧患的沧桑直攫人心,收取震荡灵府之功效。


  偶尔,他采用的路数是化沉重为绮丽,寄庄严为谐奇,进而获取针砭人心的效能。


  这种功效不仅仅体现在赞颂性的写作之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现实的批判性、对历史的反思性写作中。在蛇蟠岛,当“船头飞快如犁/犁开万吨泥浆”,诗人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迷惘,“今天,我们为什么去岛上”;“在今天”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面对当年“导演在这里随便撕一片白云/蘸点海水/就能把镜头拭亮”的大海,已经变成“黑色乐章”,“马达咳嗽不停”……诗人忧心如焚,“激动人心的时代,为什么,要这样”?


  同样是在蛇蟠岛,目睹被开掘得像“蜂窝”一样千疮百痍殘山剩水,诗人不仅泪水盈眶,他责问那些“天生要被压住的石料”,“都运到哪个朝代”?“当代中国,哪些大厦的基石/有斑斑血迹”?


  诗,虽有理性解读溢出形式内蕴之嫌,却以“倒逼”方式直抵人心。是的,经济发展指数与生命幸福指数不但未呈正相关推进,反而多以人性的戕害与未来的牺牲作为代价。这样的发展是不是应该像浮士德那样深情地对之喊话:停一停吧,你多美啊!


  下面这首诗记录的更是一个重大历史瞬间:


  “中国民主革命的英雄们

  现在都栖落在塔里,保持着缄默

  然而天空仍有他们的声音

  那些声音分散的时候,是风

  聚在一起,就是闪电

  这时候的宝塔,就是避雷针

  它负责率领天空的能量

  进入土地”——《登灵谷塔》


  南京灵谷塔,一座普普通通的佛学建筑,可以视之为1949年前后两朝风云变幻的时代见证,是国共两党、两岸三地、当下华人均能认同的一个政治符号。自国共两党相泯一笑了结百年恩怨以来,民族和解与政治合作的福音已经再次奏起。如此深刻的时代主题却被熔铸在一枚小小“避雷针”中,不可谓不匠心独运。


  是的,政治是持续反对与不断妥协的过程,和平博弈、程序协商、利益共赢是政治的最高智慧,经历了近百年你死我活的争斗,我们终于收获了一个如此简单答案。幸耶?悲耶?却只能道天凉好个秋。


  如果我们扩大一下视野,不妨再翻翻亚洲新近出版的集子《母亲,母亲》,在歌舞升平掩映的风雨飘摇之中,你也许不能不倒吸一口冷气,吃惊的嘴唇久久不能复原:


  “单位今天又围坐学习

  打开一篇社论,点燃一盏灯笼。

  天气并不寒冷,同志们照例互相取暖

  坐在祖国的隔壁,全体言不由衷”


  这首诗题为《单位今天学习》,写于何时并不重要,但所叙场景极其常见,在中国任何一个体制内单位普遍存在。在单位社会中,由众所周知的原由所造成人与人之间冷漠、隔阂、甚至渗入骨髓的政治化虚伪生存,使得以“学习”为名的集会成为最具黑色幽默的荒诞图景。集体的荒诞对于清醒的个体而言,则意味着生命的惨烈异化,尤其是在个体经历了由自我蒙昧而自觉解放之后,回味与解读此一荒诞图景的感触,则尤为怵目,极其惊心。


  “全体言不由衷”也许并不可怕,可怕是长此以往而形成文化共同体认同的危机——“坐在祖国的隔壁”,与国家离心离德,这是何其悲哀之境!国家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最初也是最后居所,一旦国家认同都被自绝于个体心灵之外,那么,人心的绝望离真正暗无天日之时还有多远?


  如果继续读下去,你的震惊也许会更难于承受:


  “如果坚贞的大树也会变态/遇上秋风,绿叶变红//如果锋利的高山也会变态/一遇阴雨,便遁入雾中//如果快活的小溪也会变态/相逢烈日,就哑了喉咙//如果豪迈的大河也会变态/一见寒冬,便拒绝流动//我还怎么评价我的老师/他在黑板上写下白字,描一座迷宫//我还怎么去指责我的弟兄/他们拳脚相加,却泪眼迷蒙//我还怎么去埋怨我的父母/他们冲泡廉价奶粉,情深义重//我还怎么去苛求我的恋人/她背对着我,风情万种”——《变态》


  “如果……还……我怎么……”这一句式的铿锵推进,反复呈现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黑暗,恰恰是人心对人性绝望之后的真实写照。这首诗以深度的现实逼真,叙写了当下敏锐诗人的心灵忧患与悲凉。


  我们知道,亚洲近年来经历了一些人生变故,从会议主持的位置退回普通学习者一员,角色幻变所造就的世间感触是尖锐的,因而反思往往也是触及本质的。试想,当年他坐在主持位置上主持着这样“单位学习”时,其情其景,其感其触,是否能够抵达此一语境?


  诗歌界对黄亚洲意象打造能力与方式的独特性有着一致共认。谢冕夸之为能够将严峻沉重的动荡内容与艰苦岁月“化为轻松甚至绮丽”,“在可能平庸的地方造出奇崛”。诗人柯平对黄亚洲诗歌评论点聚焦在“词语”上,认为黄氏对词语的张力与通感有一种特殊的持续的兴趣,对出现在其诗歌的的每一个词语上,不断地“发掘”、“敲打”、“翻新”,“似乎要与《辞海》与《康熙辞典》对着干”,“其语言的先锋性和传统的叙事方式,构成了他诗歌特有的风致”。诗人邹汉明服膺于黄亚洲的“豁达”与“豪迈”,干脆宣称,“依靠充满灵性的比喻来构筑一首诗歌”,已经成为黄亚洲的“一项专利”。甚而还有论者将黄亚洲的诗歌书写与影视创作结合起来,从其分镜头经验的历炼抽象出一种“个人化视觉传达美学”,指出其诗歌中透过意象的瘦硬、嶙峋、险辟、奇拗所辐射出冲击力在当代诗坛罕见的风格特征。总之,这些描述与分析对黄亚洲从政治抒情向历史经典再造摸索过程“线路图”解读,显示了诗坛对亚洲日渐深入的认同与赏识。


  “我是一只忧郁的鸟

  总是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

  我的忧郁在于

  即使发生山林大火,我也没有

  别的林子好走”——《黄昏的林子》


  这完全可以视作黄亚洲自画像,其血管里流着的当然是屈原以降的中国历代诗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传统文化血色素,可以嗤之以迂,哂之以腐,但在谁也不能拔着自己头发飞天的当下,我们又有谁能够从内心拒绝这样怀有大慈之人的仁爱与关切?


  亚洲是个越来越洞达之人,作为多年的朋友,我不能不说一说我内心的一些困惑。诗歌是生活融化心灵的情感分泌物,而心灵与情感的分泌是需要积淀与酝酿的,内心发酵过程必然包含有时间因素,正如由于外力作用致使生长期过于短促的水果也许难于成为自然精品一样,过于匆忙、随意、率性写下的东西或许总是难免浮光掠影。这一瑕疵,在亚洲今天的写作中,似乎仍有存在。当然,这是只需智性自觉与伦理克制,通过持续修炼与不断升华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活着,并且记录,这也许是每一个国人的天职,更是一个优秀诗人、一个独行的知识分子所守持的人生底线。正如亚洲一首诗所写“每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人,都是一个档案分局”。一百年之后,设如我们的后人在阅读黄亚洲如同阅读一份时代“档案”,那么,诗人与我们也都可以满意地说,我们曾经见证,曾经写作,并且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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