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难忘的歌

发布时间:2017-08-08

 回忆


1970年6月27号

黄亚洲

摄像:@耳朵朝东

(今天)我们进去看一看,有些破破烂烂,现在由于拆了。(有人提问:还有你的旧居吗?)我是1970年6月27号的下午,大卡车带我们,开到了这里。又有一辆大卡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到了这里,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群人,在卸我们的行李,放在钢丝车上,在拼命的拉。我觉得很过意不去,有些老头子,年纪大了,想去推车。我们连长大声说:“不要去推,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大家大笑),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单位,南湖林场,是一个劳改单位,留下来的。“让他们去,他们再累,也不要去推。”我们以为,他们推着车,我们可去帮助他们。他们把这个连队全部腾空了,人员全走了,腾空的房间,给我们知青连,里面撒点石灰,消消毒,就住进去了。但还是留下几个人,帮我们搬行李的。这是1970年的6月27号。我们来的时候,是我跟王晓秋,这位省教育厅的处长,我们是一个连队的,都到这儿。我老婆,是在隔壁的一个连队,二大队的。那时还不熟悉,但知道这个人,是党员,是武装排长……
(根据录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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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阳光,美丽的新南湖。摄影:@耳朵朝东


一支难忘的歌
闵芳 - 知青老歌专辑, Vol. 1

 


诗歌


又见天子湖
 
黄亚洲
 
天子湖依然这么清冽真叫我心生惭愧
那年夏天连续三十多天,她都是我傍晚的一块肥皂
那年夏天,我年轻得浑身冒汗
 
我吹哨、呵斥、挥动革命的手臂
在天子湖畔的劳改农场里,我生龙活虎
周身的汗腺比枪膛里的来福线还要来得燥热
 
准确的说,那一年,是我的青春被革命形势当作了一块肥皂
用来擦洗浙皖交界的这块土地
我射向四面八方的目光,都通过阶级斗争的准星
那一年我的脊椎是一杆红旗的旗杆
我自觉监视栖落于天子湖的每一只水鸟
 
而今天子湖水依然那么清冽,无一丝肥皂气
这真叫我有些惭愧
她并不问我一身的火药味如今洗净了没有
只是弯起涟漪向我微笑,只是在
浙皖交界处,静静汇聚
浙江与安徽的最洁净的那一部分东西
 
我是以知青的身份与天子湖相识的
如今老了,身份
仍然是改不掉的知青
我知道我看水鸟的目光至今不太友善
脊椎已经弯曲却依然想做旗杆
我隐约知道,每天傍晚,我依然应该擦拭自己
 
又一批水鸟在天子湖徐徐降落
又一批新犯人走进天子湖畔的监狱高墙
历史在浙皖交界处的行走
稳步如常
 
此刻,只有天子湖能理解
我久久的沉默
其实,所有的重逢都是检讨
其实,我的肥皂般浑浊的一生,都在
天子湖清冽的准星里
 
我进入过她
却一生不曾娶她
 
写于201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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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湖,美如画。摄影:@耳朵朝东


深度阅读


南湖里“游”出个黄亚洲(节选)
 
徐忠友

1970年6月27日,黄亚洲告别了父母亲,下放到浙江省安吉县境内的“南湖林场”。一辆大卡车摇摇晃晃地将他等知青拉到了目的地。一下汽车,他们便受到几位穿军装的首长的欢迎。因为南湖林场当时的番号叫做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九团,团里的领导都是部队的现役军人。黄亚洲被分配到九团十四连,当上了一名不穿军装的兵团战士。

十四连是“知青连”。八月,连里的300亩桃梨结果,连队安排黄亚洲夜里到梨林守夜值勤,以防有人偷梨子。同去的几个战友每次总是要请黄亚洲多巡逻,把他支开,等黄亚洲天亮时分筋疲力尽回来时,才在曙光里发现值勤点堆着一大滩梨皮子,原来守夜的兵团战友都在大嚼香梨,他们只怕一本正经的黄亚洲知道,从而坏了好事。连队指导员年终总结,全连100多号人只有黄亚洲与另一位班长从来不吃农场的一只梨子和一只桃子。

为人忠厚的黄亚洲后来由“知青连”调到“场员连”,当上了“第一大组”的组长。“场员连”的场员,都是劳改释放人员。黄亚洲所管的第一大组有70多号人,他们当中有原国民党的将级军官,也有各种因盗窃、诈骗而曾服刑的人员,还有所谓的“现行反革命”。黄亚洲在这个特殊的“南湖”里,与这些“特殊的人”打起交道,白天带他们劳动,夜间组织他们“学习”,同时也帮他们解决各种问题。这样的生活使22岁的黄亚洲对各式人生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为日后的文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南湖林场有5万亩的丘陵,仅黄亚洲所在的九团就有300亩桃、300亩梨,还有茶叶、水稻等经济作物。一到春天,桃花红了、梨花白了、茶叶绿了,绚丽的景色让人心醉。场内还有个水库,面积比西湖还大,水清见底,鱼儿肥壮。据传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带兵路过这里时,曾下马沐浴,所以叫“天子岗水库”。自然,一到夏天水库又成了兵团战士的天然“游泳池”。当年常在西湖里畅游并把自己称作“水牛”的黄亚洲,便成了这“湖”里的常客。对“湖”特别有缘的他,诗兴大发,就创作了《湖里的太阳》等诗篇。

然而,在南湖林场这个特殊的“湖”里,生活并非都是富有诗情画意的,而且复杂中偶尔还夹着严峻。有一天,黄亚洲正在房里写作,突然有场员跑来报告:“黄大组长,不好了!”“出什么事了?”黄亚洲起身问。“有人写反动标语了。”“快去看看!”黄亚洲飞也似地赶到现场。

果然,在场员大院的“大批判”专栏里,写有一条 “反标”字迹。黄亚洲心里顿时紧张,这可怎么办?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算是最重大的事件,一查出来谁写的就完蛋了。

 “保护现场”、“核对笔迹”、“调查取证”,经过夜以继日的破案,最后查明“反标”竟是一位场员的孩子写的。小孩子的动机是对父亲长年在南湖林场监督劳动,一时回不了上海表示不满。这件事对黄亚洲触动很大,他及时报请连队领导和团保卫股同意,不将此事放大,对孩子及其家长只作“思想教育”了事。他还在“政治复查”中,对场员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鉴别,先后为十多名表现好的、有冤情的场员摘掉了“帽子”,或者提前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所以场员们见了黄亚洲,都恭敬地称他为“黄大组长”。

黄亚洲也以自己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兵团战士和首长的好评。1971年8月,他加入了共青团;1973年11月,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岗位也由九团上调到三师师部,先在组织科担任青年干事,后转到宣传科担任宣传干事。若干年后,黄亚洲发表在《清明》杂志上、且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交叉口》,就是以他经历的“反标事件”为素材创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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