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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底层社会生活的吴越文化贯穿

发布时间:2017-07-04

  一、吴越文化作为艺术精神的建构

  

  文化是人类的重要创造。江南地区的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壮大的强势,润泽妩媚的吴越文化对小说家杨静龙的创作有着很深的影响与渗透。或者可以说杨静龙陶醉于其中,自觉地以吴越文化的姿态进行写作,是这种文化异常坚定勤恳的信使。

 

  吴越文化有着明显的美的特征。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词句至今脍炙人口;苏轼在西湖泛舟吟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令人广为称道。这里山川秀美,气候温暖,水域众多,人性灵秀颖慧,以其超越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极为贴近艺术。这种特征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经济文化地位不断上升,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杏花春雨的江南以其绮丽多彩,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空间;而文人的生花妙笔,又使江南的自然风光更添姿色。富饶美丽的江南的形象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不倦编织的一个梦。经过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苦心经营、情感浸润,江南更多地成了一种人文概念,体现了一种终极追求的乌托邦情结,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栖居地和世外桃源。

 

  杨静龙的小说盯准了生他养他的江南浙东那片美丽的地界,他的笔没有轻易离开那片富饶的土地。江南文化已经内化为作家的自觉需要与意愿。在他的笔下,有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更有着清新可人的现实世界。杨静龙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了一个河水澄澈,物美人灵的地域,那个既真实又非现实,既具体又不确定的玉水河畔——杨柳堡。仿佛莫言笔下的神奇世界高密东北乡,这是作家杨静龙精心创造的审美世界,也是小说家可以无忧栖息的精神家园。杨静龙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呼唤文化的重构。因此,他的小说不但没有较强的故事性,而且故意要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使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中创造出一种生活的诗意和美来。

 

  以历史与美学统一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在创作之初,有着文化自觉的杨静龙就是沿着吴越文化的路径慢慢走着的。比如具有童年记忆和想象色彩的中篇小说《血色图腾》,在讲述桃花坞村民如何为保护桃花神鱼和日本鬼子做决绝而悲壮战斗的故事时,描绘了许多浙东越人那一片亦真亦幻的风情民俗。从中正可以看到杨静龙小说的创作特色和艺术灵性。尽管开始时他对文化的审美追求还并不那么明确和理性,但他却是有意无意地勤奋地在打着家乡这口生活的深井。象《神蛇》中那个传奇故事就取材于浙东越人的风俗民情,发生在“江南清明的雨”中;而《月牙湖往事》把故事的发生地则直接建构在了“宁绍平原”。其后的作品更有意地向着地域文化方面靠拢,不只小说的人物都很有地方色彩,比如细毛(《声音》)、荷花(《苍耳》)、田塍(《田塍》)等形象;作家更把越剧、绍兴黄酒、小桥等体现着浓郁江南文化氛围的材料融于作品。以致艺术地直接建构了杨柳堡这个充满张力的江南文化小镇。他不仅获得了地域文化的滋养,更将江南文化作为一种象征,一个精神家园,并以之深深感染着众多的欣赏者。

 

  我们注意到,杨静龙小说在吴越文化的浸染下,似乎不善于编织那些具有偶然性的突发的戏剧性故事,或者说他对故事情节的建构并不十分热情。他的艺术长处是在信马由缰的细节刻画。那些湿漉漉的仿佛水墨画般的环境背景;那些绵密的,毛茸茸的对话;以及那时间发展缓慢的节奏,都好像一幅幅精致的工笔水墨画,让人驻足流连。象小说《秀丽》基本上没有什么抓人的情节,对一只钻戒价格的猜想构成了小说的要件,作品完全是靠心理与对话描写来推动故事,却显示了文化的深刻动情力量。

 

  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征服江河海洋的过程中,江南居民又养成刚毅的品性,形成心胸旷放、豪迈勇武的气质。所以,吴越文化特征还表现出刚性的一面。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豪迈的精神故乡。杨静龙的小说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遍地花开》(《作品》2007年第10期,《小说选刊》2007年第11期)这篇作品的出现,在作者也似乎是一个艺术的转身,跳出了“孤云独自闲”的淡愁轻叹,从一贯的绵密温婉向忧国忧民式的深邃关注靠拢,阳刚的东西跃出了艺术的水面。作品当中活跃着的依然是一些普通劳动者,底层的精灵。然而他们有血肉和欲求,更有生存的尊严。这时,杨静龙的小说对生活的苦难决不漠视。他不断加固良知的堤坝,增强道德的判断力。在《遍地花开》、《方丈的日子》等一系列作品中,通过底层叙事呈现出最为可贵的人文品质。正是对底层民生苦难的关注、体察和融入,让作品蕴含着明媚的道德理想。

 

  布封的“风格即人”①,强调了作品的风格像作家的人格和作家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这句明言在杨静龙身上有着十分深刻的体现。性情淡泊宁静的杨静龙所写的小说篇篇都是十分宁静又有着水的力度和韧性的。水乡的一切是宁静的,也都充满了灵性,作者生活其间,其艺术风格中总是呈现着那么一种温暖,那么一种温馨。他的作品也写到社会矛盾,写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体现对底层人群深刻的生命关怀和生存关注时,却不会尖锐到令人窒息,也决不会让人神经兴奋到剑拔弩张。处处呈现的是温婉的性格和徐缓的水的激荡能量。比如《月牙湖往事》、“江南丝竹”系列等作品,一睹题目就知艺术意味如何。作品有汪曾琪小说的清新淡雅,陆文夫小说的闲情逸致。杨静龙自觉继承着浙东文化一脉,“杏花春雨江南”的细致温婉已经扎实地构成了其小说的精神底蕴。文化精神化作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审美爱好等等,在其作品中打下明显的印痕。

 

  作家人生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或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形成了文体风格趋近于生活的特点,特别是杨静龙努力消除故事情节上的人为结构和人物性格上的刻意追求,尽量恢复生活的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创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小说或随笔风格小说的努力已经颇见起色,以这种方式介入生活已经成为作家精神的归依和理想之所。

 

  浸润着吴越文化的杨静龙把小说写得很干净,笔下很少有招惹争议的轰轰烈烈的爱情描写,更不用说赤裸裸的性爱展示。仿佛村边的小溪一样,清新明澈的氛围永远是他小说的重要特色和主基调。这给我们以启示:美是小说的基本特性,情感的真纯总会给人很多的感动。小说从审美认识论发展到审美价值论,再发展到文化小说,实现了多种艺术成分的有机整合。作者所运用的那支浪漫含蓄的空灵之笔,富于诗性色彩的语言,富于地域特色的风俗风情描写,把人物的活动置于特定的情景氛围之中等,已经张力饱满地成为传达作品内涵的极为重要的手段。

 

  颇具有亲和力的江南文化孕育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领略江南的人文气息,品读这一方山水间千年不绝的韵味,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回乡之旅。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说,“人,诗意地栖息于大地之上”②,江南这片诗意的土地,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接纳了无数疲惫的灵魂。杨静龙的小说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拾起深藏于吴越风韵中的文化碎片,在物质文明的喧嚣中建构理想的家园,对此我们有足够多的欣慰与感动。

  

  二、人文理想交织的家园情怀

  

  作家的艺术建构让我们看出其具有人文理想主义情怀。他以悲情的笔墨,从心理层面展示了当传统变革时人们表现出来的种种执着、尴尬与无奈,在传统面临终结之时生出的种种生存之痛,从中看到了作家鲜明的文化批判立场和对于文化重构的呼唤和文化意味浓郁的《田塍》(《创作》2006年第二期)让我们欣赏到老一代的财旺与斜眼肩并肩修整田塍的身影,看到作者对于浙越传统的某种缅怀心情。更欣喜地读到斜眼老爹带着新一代,田塍扛了一把铁锹“紧跑几步,追上傻子祝万良,两人就像亲兄弟一样并肩走着”。其中斜眼老爹让客人田塍洗脸的描写很庄严,有些仪式化的味道。这让我们看到作家的怀疑与追问精神。当来自于土地的新一代农民田塍提出整合分属的田塍“拓建成进出工厂的水泥马路”时,斜眼老爹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有矛盾也就诞生一种思想的质疑,这给我们的阅读感受就要更多一些。而《苍耳》(《当代》2005年第6期)意在以伦理叙事对人性深度进行多维的阐释。讲的是守在家园的农村少妇荷花在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后,青春欲望冲动,敌不住村里唯一的男人“封手”的性侵犯,倒入其怀中的故事。这看似情节简单的“色”战胜“戒”的小说排斥了任何单值判断和单一的价值取向,并没有从道德批判的层面做文章,而以荷花家所养的一条名叫“苍耳”的狗的生存状况作为陪衬,写出了人在特定状况中的一种难以自制的人性欲求,及所表现出来的尴尬和无奈。从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中透析了生存的现实问题,对人的欲望本质做了追问。那个叫做艺术的美的东西具有更强大的、直接的力量。

 

  这一类作品中写得更好的应该属于《声音》(《钟山》2006年第3期),其叙事和表现人物性格的高妙是颇为让人服气的。祝水河畔的菊花奶奶一生挚情于越剧,最喜欢唱的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她因唱越剧而成就婚姻,又因唱越剧而家庭遭遇不测。生命中多有追求,又充满坎坷。如今经济基础殷实,圆了在村喇叭里唱一本《梁祝》的梦,却出现了乐极生悲的突然死亡。作品对菊花奶奶在广播喇叭里给村人唱越剧做了许多铺垫。在这个圆梦行动中,在村人看来不过是一次休闲,一场游戏而已的漠然与期待,而菊花奶奶却在唱越剧中走完了人生。这种巨大的情感反差颇具悲剧色彩,不只象征着一种传统在尴尬和无奈之中的终结,而且也是传统的一首哀怨的挽歌。小说结尾通过对细毛没有看到翩翩飞舞的彩蝶很失望的描写,迅速将人们拉回思考的现实,也将小说的理想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

 

  作家的心中有着美好的理想,那么对社会底层的关爱就直接显现了他的心灵本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大量的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社会在解决劳动力匮乏现实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杨静龙抓住农民工在城市里艰难的生存处境,以及由这种处境而引发的种种身体的、精神的需求,从最本质的理想的意义上关爱底层群体。《遍地花开》直接写到了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描写了远离故土外出务工的莫温等一些人在省城里的打工经历和由性苦闷带来的生活际遇。在省城某座建筑工地的简易工棚里,生活着一群正值青壮年的农民工。这些男人睡在“更像是一间杂物仓库”的,“见缝插针地”搭建起来的木板床上,生存在城市里充满艰辛和苦难的处境中。这一群弱势的农民工怀着一个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梦想走进城市,但他们繁重劳动后承受的是寂寞和性的困惑。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的挤压让他们在心理上和城市对峙起来,阔嘴潘阿三、小四川等人找小姐嫖娼让他们解决了性的欲求,并有了暂时的心理平衡。在他们的身上并存着美与丑、善与恶,弥漫着价值冲突和道德碰撞,交织着生命尊严和忍辱负重。莫温这些底层的生命个体所经受的苦难和困扰远不是简单的工作劳累与生活空间的简陋,笼罩在他们心头的是强大的身体需求,和性的诱惑与压抑。面对这样一个无法用单一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去界定的底层现实,作家的道德良知无疑经受着极大的刺痛。如果将人物的命运置放于更宽广的文化背景中去映照底层群体的命运,那么小说对他们命运的关注已经绝对靠近了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终极关怀了。

 

  《遍地花开》里另一个十分丰满的人物形象是莫温的老婆许晴。这是杨柳堡“小镇上最漂亮的女人,但也是一个做事十分严肃认真的女人。”美丽的她有着江南女子的温柔和贤惠,也有着对事对人的深刻执着。当许晴听说莫温进洗头房找很象老婆的小姐而被抓挨罚,马上急如星火地赶过来。而她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后,又毅然决定“我们把儿子接到城里来,我们也要做城里人”。他们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勇敢的面对,其现实感得到强化突出的表现。

 

  作品表现的这一生活呈现出“悲悯”和“关怀”的质素。在对底层现实和民生苦难的展现中,作者对苦难的关注和体察并不是出自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不是植根于这种优越感所带来的怜悯和俯视,而是带着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性目光让心灵沉淀在底层生活中,去关注底层现实所包裹的种种生存状态。这里涉及杨静龙的底层表达。这位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具有一种平等的姿态。他不遮掩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不矫情做作。当他描述底层生活的喜怒哀乐时,对底层既有所关注又有所批判。小说真实记录了底层小人物的生活,揭示了其严峻的生存环境。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客观叙事,在小说中传递那些富于悲情色彩的文化内涵时,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作者“自我”的主体抒情的意味。小说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对其生活困境的表层描述,更在于对他们真实的生存处境的展现和感同身受。这种展现和梳理是真诚而理性的,作品在体察和揭示艰难时,没有用虚假的乐观和想象去消解苦难,而是让刺痛的质感贯穿始终。但是,这种贯穿始终的刺痛并没有让作品深陷灰暗,因为在精神取向和价值指向上,小说揭示了当下农民工的某种生存状态,展现出的是对现实的健康面对。作家的心灵让自己成为了底层现实中的一员,其笔下的底层生活完全是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作家的情感蕴藉弥漫在《遍地花开》,小说充满激情地刻画的丰满的农民工形象给作品增添了温暖的诗意和感人的热情,显示着作者对于生活温暖的人道主义家园情怀。

 

  而在《方丈的日子》(《江南》2007年第5期)等作品的深处,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作家审美心理的复杂和批判现实的立场。方丈甄一来是一位县教育局局长,已经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权力世界。他希望象个英雄一样为百姓做点事情,给小里岙乡提供200万用于改造濒于倒塌的乡村小学。但现实却使他陷入更多困境,他的人生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成为可笑的东西,那个巨大的关系网与他有着深深的隔膜,使他无法真切地融入。学校房屋突然倒塌的现实更使他的生命价值也随之动荡起来。小说“直面人的生存状态与存在的价值,执著地发出质疑与追询的那种精神”,是“对现实的关注、介入与积极承诺的态度”,是“提升和超越现实的一种美学境界”③。作品加深了小说的文化背景和城乡的文化碰撞。对那些为事业艰难打拼的人,作者在骨髓里怀有深深的敬意。作家的追求让我们看到乡村教育环境的现实以及体制内的局部腐败。结尾处的“洪副局长一边往大楼里走,一边拿着手机大声地说话,他似乎毫无病态”。这一敞开的处理让我们看到了有点让人心痛的事实,这个现实也因之更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蕴。小说积极介入和理解现实,从更广的文化层面来表现作品的思考,在小说中所采用的是具有知识理性和道德判断力的精神探求者的叙述视角,从而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力度。当然也从另一个维度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理想家园的真诚守望。

 

  如果单单从艺术形式层面看,叙述者对情节的介入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操作,从更深的层次来讲,它反映出作家对笔下人物的贴近程度。因为作者那些真实的农村生活,而使得作品在展开叙述时,拉近了作品所表现的乡村现实和人的现实,让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真实化作巨大的情感感染力。如在短篇小说《苍耳》等小说的故事情节中,背景更趋淡化,结构形式也更加简洁。一种近似于单线条的描述中,几个人物都简笔勾勒,却塑造得栩栩如生。作者并没有从正面去描写传统的守贞观念与人性欲望骚动之间的冲突,而是侧重描写和营构荷花在男人进城后独守空房寂寞难耐的内心世界。用对话来描写心理,加上节制而透明的语言,使得他的作品更加具有穿透性,闪烁出诗性的韧性的水光。作家经验或思想的隐匿,使得小说情境反而呈现出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偶然性。《遍地花开》则用纤细而平实的笔墨,层层推进的故事发展,描写了农民工的现实生活。在冷静客观的白描中隐约地揭示了现实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对底层弱势阶层投入极大的关注目光,欢乐与悲哀历历在目。杨静龙“以乐写悲的叙事策略,是一种极具智慧的叙事手段,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耐读性”④。小说构思精巧,表面平静下掩不住内在节奏的跌宕起伏,干净精致的语言饱含了真挚而深沉的感情。读起来很令人感动,也召唤着更多的人们以理想的情怀去积极关注丰富的底层世界,以及我们神圣的精神家园。

  

  注释

 

  ①《论风格》,《译文》1957年9月号第151页。

 

  ②《在柔媚的湛蓝中》,见刘小枫主编、魏育青等译的《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③张韧《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第204页。

 

  ④高松年《时代变革中的尴尬传统》,《文学报》2006年9月21日第4版。

 

  本文所论杨静龙小说主要依据其小说集《白色棕榈》、《DIY时代的一次出行》,以及近期发表的作品。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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