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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零一月又一日琐记

发布时间:2017-07-04

 周艺强

 

2015年12月5日

 

  西藏十年有着我们生命的历史,其中还有一段不愿多讲的经历。老同学鼓励下,我写下一些不能忘怀的往事,算是对后人的一个交待,对关注我,鼓励我的老师、同学、亲人也算一次坦诚。

 

他的名字像我

 

  1977年12月22日,清晨,三四十位职工自带小凳子,拥挤上一辆解放牌卡车,向日喀则开去,参加一个什么大会。五十多里山路,颠跛不停,我早已习惯。雅鲁藏布江渡口,想到再过一个多月可以回杭休假,亲亲四个月的双胞胎女儿,幸福的暧流象眼前奔流的江水,不断涌来。

 

  日喀则万人大会似曾相识,电站职工分两列坐着,台上宣读一个什么,台下抓捕一个人犯,一个一个押上去,说实话,我不在意,因为我不晓得那些人,不晓得那些事。大约轮到第五个,地委组织部的什么人宣读“开除XXX党籍的决定”。我愣了,半开玩笑地说一声:“他的名字像我”。旁边的小杨(东北工学院大学生)拉了一下,我清醒了。这时公安局宣读逮捕令:周艺强,男,浙江杭州市人,31岁,1976年10月入藏,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给姚文元写黑信……,构成反革命罪,立即逮捕。“是我”,倾刻我换了一个人,嗖地站起来,从裤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交给小杨,说了一句话:“告诉冯广甬,放心”,本能地伸出双手,等待……。“坐下、坐下,不要动!”两名公安喊着从后面窜上来,我被套上手铐,押上主席台。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挂在脖子上,或许细铁丝的缘故不舒服,我摇晃一下脑袋,一只大手立马摁往后脑往下压,不能动了,我静静听完抓我的理由,心平静许多,上面说的罪行全是假的。

 

  在宣闹声中,我坐上囚车来到日喀则地区公安局看守所。全身检查一遍,防止上吊自杀鞋带没收,防止刺进心脏钢笔收去,关押在201囚室,大约12平方左右,一种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始了。

 

生存下去活着

 

  四面高墙,一排牢房有10间囚室,前面是一块空地,厕所在西端。每间囚室三个地铺,我睡在中间2号铺,靠近铁窗是狱友毡头,据说他是尼泊尔间谍。我不会藏话,两人沟通有障碍,这种西藏囚犯塔配是最佳管理方式。

 

  我睡觉的草垫跟杭二中体育课训练后滚翻的垫子一样,我把电厂蓝色工作皮大衣分两层,一层垫下面,一层盖上面,被子夹在中间,用手帕把上下两层系牢,成了一个热烘烘的睡袋,再冷的天气也能扛下去。室内墙角放着一只无盖水桶,囚犯在此大小便,自己的屎和尿不觉得臭,24小时清理一次,我欢喜倒马桶,乘机走出囚室一回。

 

  一天三餐,粘粑、米饭、馒头,就是吃不饱,油水少,只有星期天晚餐有点肉骨头萝卜汤,能吃就吃,能多吃则多吃,囚犯的生存法则。我曾用一条半新旧床单、两双袜子,按等价交换原则与毡头换土粑填肚。

 

  黑夜没有梦,翻来复去睡不着,铁窗外星星在夜空闪烁,愁上加愁,白天呆呆坐着,比夜晚更难熬。好的生存方式有事可做。有一次突然想到恢复高考的数学试题有一道计算题,一位考生问过我,COS75。=?我从竹扫帚上拆下一根竹子,在坚实光滑的泥地上画一个坐标系,再加一个圆周,布上周线,反复思考,画了又改,改了又画,终于用几何方法答出三角函数公式,题目解了。我举起双臂呼一声“乌拉”狱友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竟能如此高兴,其实就是痛苦着的思维被有效的思维短暂代替了。

 

  我几乎每天在囚室内跑100多圈,其实不是跑,只是提起脚小步快走;其实没有圈,只是来回走动,体内微微发热,舒服一点罢了。囚室里的生活,动动比不动好,唱歌可以减轻寂寞,加上手势伴舞,别有情趣。记得二中文革时,我表  演过囚歌:“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正,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狱中唱起来特别带劲。

 

  还有一件事想起来蛮有趣的,毡头睡在窗前,窗帘拉得严严的,最需要的阳光被拒之窗外,免费的新鲜空气丢弃了。一次我自作主张拉开窗帘,他马上恢复原样,很不高兴,摇摇手,示意我以后不要再动了,我只好点点头。一次毡头咳声吐了一口痰,上面有一点点血丝,机会来了,我拉他看有血丝的痰,指着他的胸膛说:“咔咔劈察了”(胸肺坏了)用手势告诉他阳光空气进不来,整个囚室就会臭气冲天,肺就坏了,狱友顿时醒悟过来,为了生存立即拉开窗帘,阳光请进来,新鲜空气跟进来,囚室活了,藏汉两位狱友笑了。

 

享受放风的待遇

 

  大约半个月我获得人道主义的放风权利,所谓放风就是从囚室出来,在院子里享受大阳光、大蓝天、大空气。201囚室与高墙连着,形成一个角落,站着晒太阳,清除悔气、霉气、臭气,伸伸臂弯弯腰,做些自己都不晓得的自由操,舒服极了。偶尔会想起六盘山的劳动,在太阳直照下脱下衬衣抓虱子的情景,西藏缺氧,即使如此臭气熏天的囚室里虱子也难生存。

 

  看守所关押的都是嫌疑犯,相互不能说话,只能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轮流放风。高墙下若大院子一个人晒太阳,除了身体舒服还会有一种大寂寞的凄凉,索性放声歌唱,与孤独寂寞同行。第一天放风我就唱“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一唱生情,越唱越响,歌声传遍整个院子,我猜狱友们会听到,就是看不到谁在唱。突然间站岗警卫从房顶上过来,端着枪,朝我怒吼“唱什么?”我抬头大声回答:“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歌唱喜马拉雅山,唱雅鲁藏布江”还婉言说了句:“想爸爸妈妈了”。

 

  放风有一个好处可以借上厕所的机会,瞄一下其他囚室里的狱友。这里特别提一下:囚犯进入厕所,必须喊一声

 

  “报告”,让站岗的知道囚犯的动向。清晨每间囚室一人倒马桶,几乎都会凑到一块儿来“报告”“报告”……一声比一声响,不同音频的报告声,成了一串有音符节奏的声浪,真是凑热闹,穷开心,苦中乐。

 

  一次上厕所我经过204囚室,“哪里人?”三个字从铁窗里传出。“杭州人”我边答边走,还添了三个字“肚子饿”

 

  这半句话有效益。另一天放风,唱歌的时候,听到不远处传来敲碗声,我借个机会上厕所,看见204囚室铁窗外台上放着一只洋瓷碗,里面装有四五个熟土豆,我边走边抓出土豆,往西直去,没有说谢谢,我知道这两个字在当时是多余的。

 

临行喝战友一碗茶

 

  一天半夜牢门打开,来了一位穿军服的犯人,押送干部用手电筒扫了一下囚室,指了指3号铺位,多一个人囚室就热闹了。他是汉族,没几天我俩就混熟了,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他对我很好,见我头发长,向管理人员借了理发剪,和一张凳子,给我理了一次发。他讲了许多实话,还告诉我春节前要处理一批犯人,要开一个宣判会,要枪毙几个人,肯定有人陪绑。陪绑就是囚犯被绳子捆实,到沙场看别人被枪毙,震慑自己。他重重地对我说:“早上一定不要喝水,小便流出裤腿十分狼狈的,一定要穿厚实,能穿的都要穿上,绳子捆的很痛。”真神,没过几天,早晨管理人员喊名字,叫我准备出去。这不象提审犯人,“叫我干什么?”狱友说:“陪绑”。我立马镇静,棉袄、毛衣、衬衣……全部穿上,喝了一口茶水,做了个手势,用红灯记李玉和的腔调唱喊起来:“谢谢战友,临行喝战友一碗茶,浑身是胆雄纠纠……”。唱罢,双手一拱,对着狱友说:“走了”。到了院外,二十多个犯人一字型站队,还有2名女犯人,管理干部宣布今天劳动任务后,带着一队犯人走出高墙。原来是叫我劳动,不是陪绑,真是一场虚惊,牢房里的京剧表演成了说唱演出,但确实是一次特殊环境下的真实表现,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红灯记实在好,管用,李玉和一家三代中国人民的英雄,深深地活在我心里,追求光明,无私无畏。

 

看守所劳动的收获

 

  看守所劳动是我新生活的一个阶段,天天劳动就是天天放风,大太阳、大蓝天、能见到许多狱友,有北京知青、入藏大学生,刚脱军装的犯人,还有干部……,我们相互说话是允许的,但不能离岗乱走乱跑,有事要报告,大小便列入报告事项。女犯小便的报告声常常引起男犯的神经质,她就地蹲下,藏袍遮掩,方便利索,厕所随人而行。劳动不野蛮,几乎都是六盘山插队落户时干过的活儿,不同的是有带枪的人守护着我们。

 

  有一种劳动叫打土坯,与六盘山做土砖的工序差不多。第一步将泥巴拌均匀;第二步把匀好的泥巴倒入模子里;第三步用刮刀拖平,晒干即成。在六盘山我是来回用洋锹一铲一铲把和好的泥巴倒入模子。在西藏一个人先用洋锹把泥巴放到我的背上,然后我弯着腰走到模子旁边,忽地挺身直立,泥巴滑落到模子里。一天干活下来,腿酸不怕,怕的是湿气,即使用两个麻袋垫在背上,湿气还会透过衣服,渗入肌肤。说实话今天的腰酸背痛与这种劳动条件分不开的。

 

  有一次到公安局清理厕所,化粪池大小便已满了,在冷冻下结成黄黑色板块。我穿着解放胶鞋,站在板块上,与其他两人一铲一铲往外扔。我高中拉过粪车,在家倒过马桶,下乡清理过自备厕所,这种劳动算不了什么,劳动脏点,劳动累点,早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个人用中午吃饭休息的机会,到公安局干部宿舍转了一圈,在一家门口发现几只丢弃的罐头壳儿,它的内壁和底部残留一点点肉碎子,拿回来倒入烧开的茶水,摇晃几下,再倒回碗里,成为香喷喷的肉汤,一口馒头一口肉汤,就地享受了一回。

 

  劳动还有意外收获。比如,搬运粮食,重的麻袋不扛,轻的我会坚持。有一次麻包里装的是黄豆,我设法抓出三四大把放裤袋里,在收工的路上,几位藏族人朝我笑着说:“谷木、谷木”意思是小偷,我脸皮也厚跟着说:“谷木、谷木”。管理干部知道我的小动作,听到大伙儿都在说谷木,谷木,觉得有趣也笑了。比如,农地种有大蒜头,我很喜欢吃,乘人不注意,拔出几颗,吃饭有大蒜头,既开胃又养身,有一次地太硬,大蒜头拔不出来,一没有工具二没有石块,我灵机一动随手小便,浇在大蒜地上,一会儿土就软下来,用手指一挖,蒜头出来了。说到这里特别高兴,因为大蒜头天天有,顿顿有,肠胃改造了,几年未痊的老毛病“五更寒”好了,至今消化系统畅通,真是与蒜头有缘,老天保佑。比如:劳动有机会捡到香烟屁股保存好,回囚室交给毡头,他会说:“拉土琪、拉土琪”(谢谢),他把香烟屁股和一张小纸卷成一根香烟,阳光射进来的时候,用一块凹透镜聚光,点燃自制香烟,十分满足。我也得到回报,晚餐有一碗土粑可吃。

 

交易不公还是要说

 

  穿军装的狱友搬到205室,我也换房到210室,还是2号铺。几个月共同生活,特别“陪绑”引发的红灯记现实版,他成为我可信任的朋友。一次劳动中,他对我讲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他用一双军用毛皮鞋去换一条大前门香烟和一斤糖,后来又把一张老虎皮褥垫交给同一个看守所的干部,名字记不起来了,可能叫达娃次仁,记忆中他的两只眼晴大小不对称,说定换三条香烟。狱友说:“这人太坏,给了8包前门烟再也不给了,问过几次,回答一样‘没有了’”我说“可以向上面反映!”“怎么反映?谁能听我们的?”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再三说“要反映”。一次机会来了,管理干部通知大家明天休息,在房里看书,穿的干净点,人大代表要参观。我做了准备,在白纸上写下狱友讲的这件事,折成便笺,空处写着:“日喀则公安局长收”等待明天。

 

  第二天,大约早上10点左右,每间牢门都打开了,囚犯坐在地上假装看书。大约有三十多位代表,三三俩俩,一个囚室一个囚室参观过来。高墙内的囚室成了动物园里的笼子,杀人犯可以看作吃人的虎狼,而我呢?一个热血男儿跟什么动物可以比拟的呢?

 

  几名代表来到囚室门口,看看里面的我和罗布,我主动走上去,把便笺递给一位代表,是藏族还是汉族我已记不清了。第二天无事,第三天无事,第四天我的狱友高兴地对我说:“虎皮褥子还我了”。我兴奋说了许多话就是记不起了,只是感谢这位代表传递百姓的呼声;感谢公安局长处理百姓的问题如此之快;我也感谢这位看守所干部知错就改,对我们没有打击报复。

 

无怨无悔真好

 

  她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她是湖北省高校一百十几名入藏大学生的带头人,担任临时党支部副书记,我是唯一的随藏男家属。我进藏坐固原县委小车到西安,一人到武汉,武汉水电学院同学看见我好奇,后来才知道这些同学在悄悄私语:“小冯怎么找了个老头?”。我入狱,她成了反革命家属,如果没有双胞胎女儿,我俩关系十分简单,多数人会离会弃,也许我会成为第二个谢仁元,就算活到今天也是个无依无靠的糟老头。她要选择,与其说经受着考验,还不如说她真弄不明白8年好好的同学,现在的丈夫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反革命?套在她脖子上的这付精神枷锁就是打不开,这个痛苦的过程,天知,地知,她知。面对现实她选择理智:清楚问题、等待结论、抚养小孩、帮助丈夫。她数次托人送东西到看守所,我记牢的有三次。第一次十包杭州麻酥糖,包装纸都撕开的,还有十几颗水果糖,没有一字的信息,是这些东西告诉我她已返藏。我有了东西吃,8包分送狱友,那时不会说分享快乐,只是想告诉狱友我有人了。第二次是装有炒米粉的小布袋和一罐头羊油。某日凌晨,囚室只有一束亮光,我还睡在被窝里,一只手却去抓炒米粉,发现底部有个小硬团,是什么?我拿出来抖了抖,是纸团,外面用棉线匝了十来个圈,拉断线,拆开来,仔细看,是三张写满字的信。再看笔迹是三姐写给广甬的信。我睁大眼晴看完一遍,回过头来又认真看了一遍,接着从头到尾再仔细看了一遍,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四个月第一次知道亲人消息:父母健康、双胞胎可爱,已落户杭州。现在我还记得信中有句话:“小胳膊像嫩藕一样,又白又胖……”。信中嘱咐广甬:安心工作,保重身体,不要记挂杭州,困难是可以过去的,七弟是好人,我们相信他……”冯广甬在信尾加了一句话:“向组织说清楚问题,不要多想。”读完信,我几乎要疯了,不知往那儿去,全是想入非非的东西,还好保持着一丝冷静,当牢门打开,我立即冲出去,蹲在厕所里最后再看一遍,然后把信撕得粉碎,撒落在粪坑里慢慢消失。显然,她冒着如此大的风险,就是让我吃下一颗定心丸,救我一命啊。

 

  第三次给我稍来一双鞋垫子,我看了很仔细终于发现在鞋垫背面,两条踏线空隙间钢笔写的字:“相信群众,相信党,阿大、阿二好。”后一句是让当父亲的我高兴,前一句是我俩信仰的圣句。果然圣句显灵,半年后日喀则地委为我平反了,我俩又活在电厂,活在雪域高原。我们夫妻像是一只优质股,触底快速反弹。她担任电厂生产技术股股长,负责发电生产。我是厂部秘书、工会主席、人事保卫股股长,为生产发电服务。她遇到矛盾的人与事,我最愿意去解决,工作效率,服务态度她太清楚了。六盘山积累的苦干实干习惯在西藏发挥了大作用。记得有两次,一次在主机旁,一次在渠道边,由于高山反应,广甬突然晕倒,藏族同胞扶着背着把她送到我身边。人真怪,艰苦环境,不幸遭遇都忘了,只念格别人的好,扑心扑肝爱厂如家。她无怨我快乐,她无悔我幸福,她光荣参加了西藏首届科技工作大会,她主持的一个科技项目获得科技三等奖。我也获得了一项国家级先进工作者称号。西藏十年我俩活着快乐、无怨无悔,真好。

 

读马列书明理壮胆

 

  看守所有时间看书,就是无书可看,广甬返藏后给我带来了七本马列选集和毛泽东四卷合订本。说实话我读的书很少,马维建是我的读书启蒙人,插队落户时,他就对我们几个人说过要读几本书。我记得74年“自然辩证法 ”杂志登过他的一段话,说的是“时间具有物质性,可变性,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固原县组织理论宣讲团,在团里我是搞杂务的。有一次,我请求下大会发了言,想不到台下200多名社队干部热烈鼓掌比几位宣讲团成员反应要好。想起杭二中文革中同学送给我一付对联:“吹社会主义牛皮,买共产主义年糕糖”横批:“基本如此”看来,我正这么做了。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摘编了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刻印出来,作为县革委会第二党支部学习资料。我写出第一篇作文,就是“试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终极原因”。读了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后,我即给姚文元写过一封信,对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还就党刊党报存在的唯心史观提出了批评,也许太冒失了。76年9月离开固原,进入西藏,组织部长嘱咐我:“小周,县里准备提你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你就是爱提意见,今天给这个提,明天给那个提,说不定以后还会给毛主席提,前一段时间,上面来人调查你,我们说了很多好话,要注意啊!”我非常感激他的真诚,没有想到给姚文元的这封普通的信,竟然会遭到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满,还会成为反革命的一条大罪状。

 

  看守所里,我再一次通读了七本书,有些段落,有些论述,反复思考。例如马克思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的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但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么随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我们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 ,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这个观点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尤其在今天。有些人说的话,有些理儿,有些人写的书也有些用,相比较,马克思列宁的书更有用,他们的话更有理。

 

  人有缘,书也有缘。七本马列选集在76年跟着我从固原到西藏,86年又随我到了杭州,还有一集在那里呢?原来是孔毅75年借走,87年他到杭州找到我,将此书完壁归赵。这8本书我准备传给第三代,书中红杠杠、蓝杠杠,铅笔杠杠是我选择生活的心路,也许与新中国历史发展有关联。

 

与铁匠罗布一起的日子

 

  铁匠罗布大我几岁,中等个子,据说杀了人,这里已呆了八年,我换房到210室,他待我友好,我直称罗布,他叫我“周”。吃晚饭时,他总会给我半碗土粑,有时看见我吃的凶,就多给我一点。一次他拿回来几把炒过的黄豆,香喷喷的,乐坏了我。获利多多,自然亲近他,我会多说几声“拉土其、拉土其”。(谢谢)他活动自由度高,有时切好萝卜片放入空罐头里,加上点盐,让我享受特殊待遇。还有一回,他拿出一只风干的羊腿,用磨过的罐头盖儿,削下一片羊肉给我,好像狱中过大年,越咀越有味。看到这些方便,我当了一回小偷,成为大伙儿笑料,回到囚室,掏出黄豆,足有半罐头,交给罗布。第二天他把炒好的黄豆全数给我,一点没有自留,我真感谢,就是没什么可回报的。直到广甬回到西藏,二包麻酥糖,二颗糖,交给罗布,不是什么回报,仅仅是一种情意。特别当我看第一封家信,神态异常,他肯定感觉到,为我保守秘密。他懂我,从水泥包装纸里选择干净的夹层当白纸,让我抄写英语。

 

  12月某一天,不知发生何事?囚犯都不准出来。后来才知道罗布清晨在厕所里割腕自杀,幸好发现及时,被管理干部救起,急送地区医院,后来据说判了20年刑,押往拉萨监狱。自杀原因是案发前一天,在看守所果园一棵苹果树下,罗布与女囚犯阿姐次仁发生性关系,岗哨发现,用枪柄打了一下,就这样。罗布割腕的工具就是我几次看到过的锋利的罐头盖儿。四十年过去了,还是忘不了和我同居的最长的藏族人罗布,我猜现在的罗布一定和我一样是一位尚存幸福的老人。

 

  上天有眼,让我一次一次遇到好心的藏族人。回忆是一种幸福,1976年夏秋全国近2000名大学毕业生不讲条件,热血入藏, 他们是实践者,经历了藏汉民族互补的最好历史时期。电厂有十三名大中毕业生,集体见证了日喀则地区最大的水电厂四年半建成。十八公里长的渠道,冰天雪地,全部靠人工开挖,想想都害怕,吃苦耐劳的藏汉同胞硬是啃下来了。工地上几百号民工,两人一对,一人握铁锹,一个持拉绳,绳子套往锹炳,和声一起,铁锹随着歌声有节奏地飞舞,不用人指挥,悠扬深吭的歌声源源传来,我听到了真实版的天籁之音,看到雪域高原人与人融合,人与自然融合的神奇美景,景中有我。

 

  记得77年9月某一天,小渠道进水闸门出了故障,闸门落不下来,渠道水湍流不断,危及厂房,大家急的一下子想不出办法,我喊了一声:“小杨,下”(四川中专毕业生,施工员,杨秀林)两人脱掉外衣,穿着鞋子,跳下水去,接过一辆架子车,贴着闸门,两人两头用力按往,一袋一袋扔下来的沙包被架子车挡住,一会儿沙包垒积成一堵墙,警报解除了。激动的藏族桑指挥长把我们拉上来,回到屋内,换好衣服,一盘油炒花生米、一壶热茶、一瓶白酒,端过来了。说实话我俩就当作玩了玩水,就是水冰冷一点,指挥部还是表扬,称我们俩人冒着危险……。

 

  高原的娱乐方式很多人是想不到的,第一个海拔四千米的露天灯光球场是我提议建的。电厂排球、乒乓球、围棋三项运动会在此举行,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当我这个冒冒失失的工会主席双手托起排球,跃越过网的那一刻,围观的藏汉同胞拍手喝采,这种高原生活令人难忘也令人羡慕。

 

  我记得1983年秋天,十世班禅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来我厂视察。我设计一个方案:一块空地,一张乒乓球桌,上面放一张单人沙发。虔诚的百姓排队朝拜,班禅大师坐在沙发上顺势一个一个摸顶。宗教活动结束,班禅大师坐到央宗家里休息。我早已准备好一碟又白又净的萝卜片,托央宗递给大师,事后央宗告诉我,班禅大师吃了,称赞好吃,还说“要多种”。这种大萝卜是山东大学生带来的种籽,在海拔四千米的雪域高原试种成功。真的又粗又长,又甜又脆,称得上神仙萝卜。班禅大师乘车上了渠顶,他坐过的沙发被四位藏族同胞举过头顶,藏族百姓在沙发底下欢跳,涌进涌出,我想同乐,可是有规定,共产党员不准迷信,只好看着乐。我看到的十世班禅脸容活像如来佛,福星高照,好运不断,电厂从此有一个美称“日喀则的夜明珠”。今天夜明珠还在闪烁,那里曾撒过几滴热血的冯广甬和我有一种安宁和满足。

 

回 归

 

  1979年1月23日我无罪释放,没有机会向狱友告别,看看囚室,这个度日如年的地方。真要离开又有一种别样感觉,毕竟是西藏生活过的地方,经过一年一月一日,我学会了面对苦难。这段经历就象酒窑里一瓶陈年老酒,存放的时间越长越香醇。

 

  在地区招待所,看见的第一个熟人是电厂的面包车司机。厂车下午四点出发,我借了二元钱,在邮电局给杭州老父亲发了一份电报:“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回电厂工作。”同学那儿吃的中饭,招待的肉菜很多,肠胃有点撑不住。晚上回到家,门上新婚的“囍”字,还在亮眼,亲人重逢,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眼泪,只有深情的眼睛看着对方,慢慢回过神来笑了。雪域高原的夜色真美,有月亮、有星星、有静静的夜空,激情燃烧,我忘了一切,只有幸福陶醉了。

 

  五十年社会大变潮,人人都卷进去了,我只是在浪尖上。六六年夏秋杭二中,顾闻老师,瞬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我的父亲,一位邮电支局长,瞬间变成反动分子,几乎丢命,五口人无家可归。

 

  73年夏季我参加固原县大湾公社平叛扩大化纠错工作,在县法院查阅了十多位在押犯人的刑事档案,清一色的冤假错案。平反大会后我陪一位69岁的老汉回家,关押8年的回族老汉见到在家等候的老伴,抱头痛哭。突然,他转过身拉住我的手,连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工作组”。这几声道谢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悲惨世界,这一幕记忆太深了。

 

  75年春季我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在固原县双井公社甘城四队蹲点。黄坡地上耕种我认识一位名叫魏海如的农民,他是原来生产队长,后来变成判刑8年现行反革命,就地劳动改造。一种特殊的敏感,逼我问他:“犯了啥事,戴上的反革命帽子?”他喃喃说不清楚,什么秦始皇,谋长城……,经过调查,我认为又是冤案,我向县委组织部长,公社书记汇报,要求平反,但无果。我只得写成大字报,让大家知道:“甘城四队不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王炳仁不是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魏海如不是现行反革命,要平反”(王炳仁是县委副书记)我记得XXX同学看过底稿,对我说过:“危险”,我感谢他的提醒,但还是这么做了,因为这是我份内的工作,回避了,我一生心不安。人啊,要有一点担当。诚然魏海如这位普通农民不可能知道,这位第一次到他们生产队的县上干部能为他喊冤叫屈,更不可能知道这位全力为他平反的同志最后和他一样犯了反革命罪,投入大牢。说实话,我的事多少与他的事有牵联。

 

  顾闻老师,我的父亲,69岁回族老汉,魏海如,还有我,都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不幸者。他们的遭遇都是共产党内错误路线、错误政策、错误领导造成的。虽然错误早已纠正, 这些普通百姓早已先后回归社会,但他们的故事记载下来了。这些故事里多少有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多少见证了新中国发展历史的不平衡,见证了新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我相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愿历史不要重演。

 

周艺强   201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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