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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往事(下)

发布时间:2016-04-01

 说了街坊与宅屋,该说人说物了,这也是一座城市的灵气所在。写人写物,不能泛泛。谈花说月,肤浅了。要想写出地域的人情世故,惟有衣食住行、营生奔波,才能有血有肉,见出根底。


  儿戏与儿歌


  在泰国的曼谷旧国会大厦展厅,看到一组木雕:老妇和垂髻小儿,对坐,四手相错叠合,老妇的拇指与食指,正轻轻的捏起小儿手背的一坨“嫩肉”。看那老妇的嘴,似乎念念有词:“哎呦哇。咋啥啦?蚊子苍蝇咬我啦。快快爬上来”。


  当然,我说的是杭州儿歌,在蚊子苦多的昔日,这儿戏与儿歌,几乎伴随过所有杭州人的幼年。如今,在异国他乡,几百年前的泰王宫中,竟然见到如此的雕刻表现,不是眼见,难以置信。我苦苦思想,是从中国,或者杭州传过去的?还是从泰国传到杭州来的?


  有一个池田静夫的日本学者曾著述:元朝一统中国的只是土地,却无法改变前朝文化的统治地位,后人始终将以杭州为代表的南宋文化视为正统。池田静夫是七十年前说这话的,陈桥驿先生对此有过赞可。明时的杭州文士郎瑛写《七修类稿》,也说到这点。或许,曼谷旧国会大厦中木雕儿戏所表现的,就是明时以杭州为代表的正统文化。我想,这应该是惟一的解答,郑和七下西洋的文化传播,就是佐证。


  如此儿戏中的时代印痕,说开去,还有。譬如辛亥革命以后,咸鱼大翻身的帮会又被打入“地府”,浙江的朱瑞奉命捕杀过。“好佬”纷纷隐身,凭借手势与器物的摆放在茶肆酒楼寻找“同宗同帮”。据载,手势就是五指的不同屈伸。四川大邑的一位地方史研究者和我说到袍哥的手势互通,也有大同小异之处。


  “石头剪刀布”的儿戏,老杭州叫“寻宗帮”,就是“好佬”寻找“同宗同帮”的原型,是“上到江头,下到湖墅”的“江湖文化”的影响。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这手势是只做不说的。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游戏有“非儿”的因素,譬如像“蚊子咬”儿戏中的老人的引导。


  有一种“跳格子”儿戏,两两对垒.伴有儿歌:“腾,腾钩折啊;折,折钩帕啊;帕,帕钩腾啊”。“腾(石头),折(剪刀),帕(布)”,应该是老杭州“正版”的“石头剪刀布”。“寻宗帮”的口令如今成了“石头剪刀布”,是又一个时代的开始。


  当然,印痕模糊的儿歌也有。“睏睏小眠床,喫喫白相相,……五块五块喫大菜,六块六块喫小菜,……”这儿歌表达什么?伢儿不会深究,后来不让唱了,是大人追究了。现在看来,这歌中的“翻过钱塘江 ”去“白相”,去“喫大菜、喫小菜”(其实是大众菜和小灶菜),应该就是“休闲文化”的影子。不同时代,意识不同。


  信口胡诌的也有:“人造卫星,小小月亮,飞机大炮,打煞‘某某某’”;“天上有桥,桥下有水,水上有船,船到杭州,周吴陈王,王先生做梦,梦见娘舅,娘舅原来是个‘某某谋’”。这“某某某”,也有不同的代入:譬如“日本佬”,“美国佬”,“蒋介石”,“杜鲁门”,也可能是身边的“某某某”淘伴。


  以上儿歌往往伴随“赢逃输关”的儿戏,“赢”者唱完,被“关”的“某某某”在“赢”者的一哄而逃中脱“关”穷追,抓一个“替死鬼”。当然,这说的是五十多年以前,尤其月黑,父母在忙,小儿沸反盈天。


  老派女人


  某天,见两位不期而遇的老妇,70多。穿踏线花格棉裤的拄了拐,她说这棉裤是展销会买的,100块五条,我说老板太多嘞,他退了我25块,算我15块一条。另一老妇大声赞叹:大姐姐,合(ge)算的哎。


  这就是杭州的老派女人,第一的信奉,是“宁买不值,不买吃食”。她们风韵犹存时都吃过苦,大多没有工作,打点全家吃穿是她们的职责。兵不荒马却乱的日子,男人一时分文不进也有,女人苦苦支撑,能轻易诉求的,大多是至亲,比男人多了一份内心的艰辛。男人就不同了,穷爱面子,“放进五脏(无常)庙最好”,口福还是要的。


  民国了,共和了,老派女人仍好欠腰作揖,说“打扰”,说“折寿”,前朝遗风要比男人重。尤其一声“谢谢”,老杭州好说jia/jia,老派女人却说ji/ji,这就是满语“jilz”的影响:宽恕、得罪。杭州旗营两百五十多年,后期的满汉婚姻互通,往往使得老派女人的身上仍有“共和”前的影子。


  底层也有双重性,大多是社会逼的。当“国民”了,要养家糊口了,一味的“多礼数”就少了。我的小姑妈就是,男人早没了,摆一个小水果摊,拉扯三个子女。一时兴起,唱一段“苏三起解”,极脆;懊丧时也会猛爆粗口。我老子常说她“沸点点”。其实我老子有点迂。女人应该有真性情,与老派的规矩无关。


  那时,不亲不近的男人一般不好叫杭州女人为“嫂子”的,这多少有一点武二与小潘的阴影。叫“大姐”就多了,叫年轻女人“大青娘”的也多。青涩、青壮、青色将褪,青有青的“挺刮”。这么叫,有道理的。青是要熟的,要红的,要挂不住枝的。所以,“女大不可留”这句话,若拿“大青娘”说事,就明白多了。尤其大墙门内,厢房挨了厢房,哪怕“芬芳美丽”、“又白又香”,隔壁的“鼻头涕阿二”说不定哪天就会将这挂不住枝的“果子”打下地的。生米做成了熟饭,娘老子只好说“啊呀呀”了。


  所以,老派女人择婿讲究门当户对,不会高攀。潜移默化,她们的女儿就算如花似玉,眼睛一般都是平视的。一旦看上,没房没瓦,也会哭着喊着一根筋扳到底的。有一好友,他说他现在的老婆也就是当年的女朋友第一次进他家门,撸起袖管就做煤球,为的是讨好男方父母。满腹的滔滔碎语,只剩“痴心”二字。


  这样的女儿,勤勉,硬扎,素面朝天,浓眉触鬓,个个是扮“喜儿”的不二人选。哪像如今影视,扮演的村女老妪,寡妇穷姑,无论深山辟地、饿死人的年代,全都眉毛拔光,全靠描画。毫无真实,何谈敬业。


  这样的女儿,在手拎双喇叭收放机盛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胸衣仍是自制的。夏日出门,那胸是横看似岭侧成峰,从美学的角度说,有点“暴殄天物”。那像现在,平胸都能“整”出个小山尖尖来。好在,这样的女儿也赶上了幸福日子,开始往“劳保舞厅”去“蹦擦擦”了。赶时髦的,蚕眉拔过,毛孔粗了一点,纹出的柳叶弯弯,还是中看的。就是那腰勒得紧了,有“救生圈”与“铁轨”出来。挑一个“老泡儿”吧,搂一起跳,也蛮有趣。


  时兴广场舞后,她们就跳出花样来了,“佳木斯健身舞”远不远?照样跳到了杭州,这也许与“下乡”的经历有关。她们的诟病就是喉咙稍微响了一点,这与她们一度出大力流大汗与男人扛“半爿天”有关。退休了,凑一起了,出一点“音响”,难免的。


  钢丝车


  在早,杭州女人也有拉车的。这一点,与前清与民初的轿夫限于男人不同。女人能拉得的车子,杭州叫“钢丝车”。




  杭州往事(下)X


  (钢丝车)


  萧山也叫“钢丝车”,那是靠近钱塘江南岸一带,受杭城的影响。稍远,不同了,叫“板车”,叫“人力车”。城东的临平也这么叫,城西的袁浦却叫“双轮车”。周华诚的《没人知道你在寻找什么》,有“架子车”一说,我相信他写的就是钢丝车:两轮子,木板车身,两条拉杠。华诚是常山人,叫法上相差远了一点。


  钢丝车之前,也有车。拉的,推的,牵的,人力兽力都有。车轱辘、辐条、轴全是硬木,几千年了,“咕咚咚,咕咚咚”,得有兽似的蛮力。1913年4月30日《申报》载:卖鱼桥一带的街、桥,石板“破损厉害”,乡绅出捐补修,提出每过一辆“人力车”要“加洋五角”。


  那时,北上的都得去拱宸桥大同街坐船,往日租界寻花问柳的男人也多。私人包月、包年的“黄包车”没出现之前,统称“人力车”,也叫“东洋车”,刚从日本传入。要命的是,不少车轮,还是木轱辘。对桥、街石板的破坏不说,臀部少肉的人是绝对不看好的。年事高的,不赶这时髦,还是坐轿。




  杭州往事(下)


  (黄包车)


  当然,坐人、拉货的人力车形状有区别,当前者出现包月、包年后,这车就被“黄包车”一言代之了。尽管没被“包”的车有点寒酸,也没有“叮当”作响的铜铃,坐人的人力车还是沾光“黄包车”的名了。当然,这是有了橡胶轮与钢丝辐条以后,至少是过了1913年,也有“双轨制”的过程。“钢丝”辐条比木辐条要细几十倍,橡胶轮弹性十足,拉风,夺眼球是肯定的。

于是,人力拉货车就有“钢丝车”的专用叫法了,这是杭城的市井独有的叫法,也能看出杭人对外来物区别的一语中的,“命脉”摸得很准。呼儿嗨呀,这就杭儿风了。据1923年4月的报纸,杭城“人力车公司”有“四十七家,共车二千五百辆”。注意,媒体的书面语仍称“人力车”。


  有一张上世纪40年代美国大兵拍的杭人拉货车照片,那不是钢丝车,是大板车。宽度、长度、载重量比钢丝车高一个等级,用的是汽车轮,属当年运输的“重工业”。拉大板车主杆的,也必须是重量级的男人,有点像北方马车套的辕马(比喻不当)。


  拉钢丝车的女人就多了,还是主拉。老波儿时,隔壁姆妈就是。儿女不听话时,她往往破口大骂:我都拉得子宫下垂了,你们……。那钢丝车,一早一晚好靠在门外电线杆上,车轮滚到家中。她家南北贯通,我家被房管所改得南北隔断,走后门。去前面的街,好穿他家。


  “上山下乡”之前,我“吃闲饭”。某日,有邻居说,前面有人找我。我穿过隔壁,看见上海的姨夫,鸟一样蹲在钢丝车边。他说不去你家了,你给我点钞票,我先去萧山避避。姨夫出事了,是逃出来的,萧山有他的徒弟。那年月出点事并不意外,我说我去借。他说“多少多少”分钟(忘了),我在“力车”下等。我姨夫将钢丝车称为“力车”,我有点诧异,那只是慌乱中的一闪。


  长话短说。姨夫拿了钱走了。只两天,居民区治保主任叫我,见两个戴红袖章的,说是上海某力车厂的,问我姨夫是否来过。估计我是叛徒转世,就几句询问,彻底坦白了。我姨夫就从萧山押回了上海。后来据我姨夫说,力车厂是开埠时外国人办的,他是技术“大拿”,洋人叫“Number one”,国人称“拿摩温”。江浙一带最初生产的人力车的宽度,都是依照上海几家力车厂的钢丝轮的轴距造的。


  从木轱辘到钢丝车,长达两千多年。三轮车的出现,依然脱不了钢丝车轮。仅仅百年,汽车盛行。“钢丝车”的特征,就这么以杭州人的语言,存储在历史的硬盘中了。

便具


  老杭州好说上江人不用马桶,这说的是住在江头的上江人,即宁、绍、台、金、衢、严、温、处(丽水)旧时上八府人的统称。这就笼统了,至少宁、绍的马桶是盛行的。四十年前,我去过江头的朋友家,从复兴路挤挤挨挨延伸到江滩,几乎是凌空而架的矮屋。有没有马桶,没在意。


  三十年前去新昌丁村,一个深山,潜溪的源头,我岳娘老家。以前,村民顺水能行船到钱塘江的。那天临睡,亲戚给了我一把尿壶,我儿时用过这物,倒也得心应手。我老婆怎么办,我有点懵。好在她也算半个当地人,说女人也用这个的。


  我家以前也有马桶,上辈所传,像是尺寸放大几十倍的绍兴咸亨酒店汆筒,厚厚宽边。在早,对付这种笨重的马桶,城外倒粪的菜农上门,配有杀腰的宽带。这马桶也不“金鸡独立”在床前明月光中,配有“马箱”:樟木制作,朱红色漆,一米见方,上盖中间藤条编织,透气散秽。马箱的正面,阴雕盘龙戏珠,估计民初的物事,祖父阔过。要是前清,屁股坐龙上,要砍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家大小三个男人,各有“主义”,就是懒得倒这只笨重的马桶。返璞归真,用尿壶。


  尿壶乌黑,精光溜滑,八成是古董。口子比丁村的那把略小,容量不大,轮到我要尿第二泡时,往往得憋回三分之一。倒尿壶是我一早的职责,某日,下楼走了几档,想起某事,我将尿壶放楼梯档上,又返回楼上。那时,我小姑妈的外孙也和她住一起,用一个楼梯。那是个直梯,很陡。大外孙下楼,走了几步,咕咚咚,翻下楼梯了。我小姑妈大怒,问他是怎么走的?二外孙自告奋勇,学老大怎么走的。也是几步,咕咚咚,又翻下楼了。奇怪,我小姑妈小心翼翼细看,是尿壶作祟。好歹我是娘舅辈,没话好说。


  尿壶与马桶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应该并行不悖。前者少有文字记载,马桶倒有,什么样子?是“汆筒”还是“腰鼓”?语焉不详。譬如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说到许宣的东家李克用,见倾国倾城的白娘子净手蹲马桶,便“张”了板壁缝。至于马桶的形状,或略了。


  我家的尿壶用到哪年哪月?说不清。只有半夜要“救急”,才用“汆筒”。白天,家旁就是公厕,“近水楼台先得月”。儿时,我也如梁山好汉,有绰号,人称“茅坑里的连根”。“连根”是我的原名。叫这绰号的,大多是我同学的妹妹。




  (“汆筒”式的马桶)


  我去下乡,第一年没回杭州,分了红,钱寄给我老子,写明要他买一只普通的马桶。我怕我老子年岁大了,端不了那“汆筒”去走楼梯。那年头,一早一晚,这比“安塞腰鼓”大的马桶排满巷头,等粪车摇铃到来,也算一“景”。更大的“景”是公厕一早的排队,急出一个好歹来的,估计也有。好蹲坑看书读报的,这时很容易被人指了桑树骂槐的。


  也有搞“西化”的人家,白搪瓷马桶小巧玲珑,悠悠然拎来了公厕。这一景要远远早于杭城用痰盂代替马桶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应该是留洋过的知识家庭。后来时兴痰盂做便具时,往往用高脚的,便于起蹲。尼克松来华与老人家作哲学谈时,他的脚边曾“岿然”独立过。这也应了庄子的学说:一种用法不通兴之后,再变通另一种,便显出了物的妙用。


  杭州人时兴自砌卫生间与蹲坑是八十年代,前提是家中空间多少大一点,下水道要离主污水管道近。这时,分到新房的幸运人家也有了,他们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尽管窄小,尽管是蹲坑,尽管有的还与厨房连在一起,尽管也听说过某家剖鱼时鱼儿勇敢地跳进蹲坑的事。但城里的月光洒在身上,已经很幸福了。


  “抽水马桶”一说,百年前杭州建“新新饭店”时就有了,与“洋铁锅子”(铝锅的最初叫法)一样,同属一种对外来物的偏正用语。九十年代,当这种“马桶”哗啦啦的冲水时,最初的杭州人多少是“肉疼”的。水箱中加一物件用来减少水的储存量,也被推广过。


  相对“马桶”的逐渐消失,“抽水马桶”的原名“坐便器”渐渐被“拨乱反正”了。对它的质量与舒适的追求,也成为生活指数提高的象征。住家扔出的完好的旧坐便器多了,“日新月异”的时代感也就变得那么的清晰了。当然,这不仅仅指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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