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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恩

发布时间:2016-02-05


 
一、

  我老家是义乌佛堂镇田心二村,住的地方叫“三角明堂”。我娘叫朱金英,听姑妈说,我娘嫁给我老头儿(父亲)前,问过媒人,田心发不发大水?她怕洪水,听说没有,才答应这门亲事。那是1943年初,我娘18岁。后来身体为啥噶(这么)差,日本佬来有关系。

1943年11月8日凌晨,我娘生了我。第二天,日本佬进田心村。我姑妈13岁,抱了我没命地逃,我娘后逃。她刚要走,日本佬到家门口了。我娘跳二楼的窗,下面是天井,堆了草啊粪啊还有沤的肥。我娘跳下,逃是逃了,产妇哎,受风受惊,又没条件调养,身体日渐衰弱。我估计,我娘的肺结核病,就是那时得的。那一天,我老头儿被日本佬抓走,关在十多里远的赤岸。好多日,托人才保出来。

我老头儿和邻居有过一段“不愉快”,我实在不想说。后来,我老头儿就坐牢去了。我的成长,全靠我娘含辛茹苦。

我娘说话不多,待人有礼。她个子比较高,病弱,擅长绣花和编织,但干不了农活。

1951年初,经人介绍,我娘进了金华被服厂,厂不大,在金华醋坊岭。那时“抗美援朝”,做棉被、衣服,也做子弹带,绑腿。我娘没缝纫技术,就钉扣子,锁扣眼,一个月10多万元工资(当时的旧币,1953年改一万元为一元),我也被娘接到金华读小学。

那一年夏天,金华特别热,工作也紧张,我娘肺结核发作,咳嗽又吐血。她怕影响工友,提出辞职,悄悄回了义乌田心,没钞票买药看病,在家硬挺,吃饭有上顿没下顿。被服厂的工友听说了,就发起了募捐。

当时工资都很低啊,最高的也就30万(旧币)一月吧。有工友一捐就是1万,也有5千、3千的,牙缝中省下来的哦。32位工友,共捐了13万9千块(旧币,即后来的13块9角)。当时,6万块钱就能买一担谷,对我家来说,这是一笔大钞票了。

募捐的人最年轻的叫单巧英,当时只有十七岁,我娘请她帮忙抄一张捐款人名单,那名单贴在厂门口,是工友方培正写的。我娘拿了这钞票,买“雷米锋”药吃,病好了不少。可以说,是工友们救了我娘。

娘命苦啊,1954年,她又长了背痈,佛堂人民医院动的手术。当时我家真的一无所有,我要交学费,我娘说你找找某某亲戚,借2块钱。我去了,被人拒绝。田心中心小学王熙吾(音)老师,对我们好,他做工作,要单身老师把衣、被交给我娘洗。洗一床被1千,洗一件单衣3百(旧币)。老师签个名,抵充我的学杂费。

1958年初中毕业,我填了中专的志愿。7月,来信了,一看信封下许多“抬头”:杭州铁路局金华什么什么,我就晓得是录取通知书。拆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学费、杂费、住宿费、饭费,七七八八要交48块6角。我一下子懵了。

什么概念?当时一个全劳动力做一天,晚上开会争得脸红耳赤,才10个工分,折1角8分。48块6角哎!怎么办?借个2块、3块都不容易,大家都晓得我家还不出的。学校报到的日子是8月13、14、15日,一直挨到8月16日,我娘翻箱倒柜,给了我6块多钱。她说你一定要去!其余钞票我再想办法。

二、

我一根扁担,一头棉被,一头网袋,走15里路,到义亭火车站花6角2分买一张金华火车票,赶到学校。传达室老师说你怎么才来?报到日子过了啊!我去请示一下吧。后来说先把钱交了。我说我没那么多,先交6块。

学校的全称是“金华铁路运输机械学校”,后来改名,去掉了“运输”。从此,我有了居民身份,有了粮票。当时是大食堂,大锅饭,放开肚皮吃。都是潮潮(初发育)伢儿啊,在农村很少吃过饱饭,猛吃啊。我进校体重才68斤,很快长到86斤。全校一个学期的粮票,一个多月就吃光了。

冬天到了,我只有三件衣服:外衣,线衫,破衬衫,上课冷得发抖。班主任朱冬英,和我娘差一个字,买了一套卫生衫给我。这恩情,现在我都忘不了。第一学期,学校给了我助学金,我交的6块钱,扣了书费,还还了我一点钱。

哎,我娘没能熬到我“出山”啊。1959年3月,开学不久,电报来了。我晓得不好,说朱老师,我得请假回去一趟。她说你电报都没打开啊。我拆开电报纸,四个字,“母死速回”。那时候,我老头儿还在蒋堂劳改农场养鸡。

朱老师给我2块钱,我买了火车票,剩下1块多,怎么办丧事?唉——靠不少阿叔,王关潮啊、王渭亮、王渭彩(音)等,都是堂房的亲戚 。拆了房板,做了一副棺材。这一年,我娘34岁,我16岁。

家里该卖的,都卖了。第二学期开学时已经卖掉一只落地菜橱,6块。最后卖的是一把抬秤,红木的,酒盅这么粗,2块。亏得学校改公费制,每学期只要交书费和代管费。

丧事办完这一天,我碰到田心小学朱淑娟老师,她是我外婆阿妹的儿媳妇,她塞给我2块钱。还有恩师严之初,给过我6块;堂叔王东有、王渭潮,一个给过我10块,一个给过我6块。另一个堂叔王关潮,有一年我说借5块钱,他给了本银行存折,说你自己去拿。1960年,我最困难时,外婆的妹妹给了我6个袁大头(银洋),我卖了6块钱。今天我说这些,都是对我有恩的人,我一生不会忘的。

三、

我娘是3月走的,走前一个月给了我金华被服厂的募捐名单。第一次放寒假嘛,过完春节回校,我娘晓得我从此捧上铁饭碗了,她说,你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恩人。有条件时你要找到他们把钱还给他们,并谢谢他们,我点点头。回校后,没有箱子,这纸就压在枕头下。有一次失窃,谢天谢地,这张募捐单没被偷去。

1962年毕业,近300名学生分配到金华、上饶、杭州三地。我到杭州,户口搁了一个月。后来听说,安排我们之前,铁路搞过一次精简,不少工人回家了。

罪过。要不然,我们技校生都没岗位安排。今天我说这话,就一个意思,人要懂得感恩,是他们把饭碗让给了我们,不能忘记。

我分在车辆段,望江门88号,上班去城站列检所实习。我的行李也就那点东西,捡了一只木箱,糊了一层纸,买一把锁,但我还是把娘的募捐纸贴身放的。后来两次火烧,1963年1月4日,单位火烧;第二次1月7日老家火烧。好在这纸在我身上。

在杭州我搬过四次家,小的倒腾还不算。第一次从三多村搬到五柳巷;第二次从五柳巷搬到陆官巷。这时我结婚了,两个伢儿,我堂房婶婶晓得我在五柳巷住了不舒服,她说我住到厂宿舍去,你们住到陆官巷来。那是一间9平方米的厢房,夫妻俩加两个伢儿,再加婶婶的儿子,晚上桌子半空吊起,搭眠床睡觉。

1975年,我搬到松木场铁路宿舍;1986年分到闸弄口一个小中套。就这么,搬啊,挤啊,折腾啊,我娘的这张纸,始终保存得好好的。我想,总有一天,要拿这纸去报恩的。

那时工作也忙,1965年调到南星桥修火车,后来又调到站修所。再后来抽调去搞红外线检测,1981年我提任技术员,又调到艮山门搞电动脱轨器,一年后调到技术室。每调一次工作,都要重新学习。每到夜深人静时,我还是会想起我娘的嘱咐。

有一次出差到金华,我去找过被服厂,没了。记得厂边有个教堂。1976年,我再去金华打听,都说教堂还在,但我还是没找到。后来听说金华被服厂搬到上浮桥去了,再去打听,被服厂有一厂、二厂、三厂,更没着落了。

四、

人不能忘恩,1998年母校举行周年庆典,我去了,听说金华三个被服厂转制成了服装公司了。那一次校庆,朱冬英老师来了。我很高兴,忙联络了几个同学,为她好好庆祝了一番。

说起领导岗位,又得提起我娘。1985年五月中旬,车辆段的段长在食堂和我说:王森章,调你到杭州(城站)列检所当主任去,怎么样?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其实我很为难,不去,大家都是朋友,交代不过去。去了,我对我娘交代不过去。

为啥?这又要说起金华被服厂的这张募捐名单了,我娘给我这纸时,还说过:儿子,你今后一定记牢,两件事不能做:一是管人,二是管钱。

三天过去,我没给段长、书记答复。他们又找我:有没有想好?推脱不掉啊,我只好说“违心答应吧”。段党委马上宣布我上任。从那开始,我就走上了领导岗位。说一句不合适的话语,从此骑虎难下了。

两年半列检所主任,又调到车辆段第二大车间,当两百多人的修车车间主任。再后来,铁路体制逐步改制,我在不同岗位任过不少职。直到退休前两个月,退居了二线。

有了空闲,为我娘报恩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再拖人都老了。就这时,那张捐款纸找不到了。

书都翻过,箱子也找遍,我连精神都有点恍惚了。白天找,做梦也找,我说我对不起我娘啊。老婆,儿子、女儿都为我惋惜。纸究竟放到哪里了?我说,再找不到,只有拿出一笔钱来,以原金华被服厂32位工友的名义,捐给慈善机构了。

五、

2010年1月22日,还有大半个月要过年了。按老规矩,我和老婆打扫房间。她整理箱中的衣服,一件一件折叠,堆在床上。就在这时,一张泛黄的纸不知从什么地方掉了出来,她说你快来看!我一看,就是那张梦寐以求的捐款单,59年了,32位恩人!

晚上,儿子儿媳,都回来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这些恩人,哪怕他们不在世,也要找到他们的后人,表达我的感恩之心。儿子与儿媳为我出主意:通过电视台找!

我去电视台前,儿媳妇从银行给我拿了1.5万元,我们决定以1千倍的钱数偿还那些恩人。电视台的人听了我的述说,很感动,马上做节目。还说这钱你先拿回去,等找到人,再说。我说哪怕找不到,这钱我也决定捐给慈善机构。

2月2日晚上,“寻人启事”刚播出,金华一位叫金菊仙的就打来了电话。她说,在这32位名单中,我看见爸爸金长明的名字了,他就是原金华被服厂的!没想到爸爸去世25年,我还能在这样的形式中看到他的名字!听到电视台转来这消息,我高兴哦。决定以金菊仙的线索,“顺藤摸瓜”,找其他恩人。

金菊仙帮我们找到金华被服厂的醋坊岭原址,面目全非了。又找到改名为金华被服二厂的宿舍,挨户打听。可惜,问到的人进厂都较迟,没听说过募捐的事。对名单上的32位工友,也有人知道几个。但时间太长,不是过世,就是搬迁。没办法,我们只好托金华的媒体帮助再寻找。

金华电视台播出这消息后,转机出现。首先是79岁的胡忠新和86岁的傅关求看到了,当年,胡忠新捐过3千元,傅关求捐过5千元,他们都淡忘了。听到我在找他们,很感动,开始帮我打听起了其他工友。

一位关键人物就在这时出现了,单巧英!单巧英当年17岁,2010年虽已77岁,却是32名工友中最年轻的。是同厂的胡益军老人看到消息后告诉她的。单巧英很热心,性子也很急,马上通过当地电视台联系上了我。哎呀,我那个激动啊,一时哽咽。单巧英说,你妈妈的事情 我都晓得的,你放心,我帮你找人,让大家都知道你的这一份心意。

单巧英身体硬朗,她就跑开了。没几天,找到了32位工友中的12位,大多数是第二代。我要当面向他们感恩。2月6日,我和儿子赶到金华,大家相约在名流酒店,两桌。哎,真的,我有点激动,说话都有点……我说,当年你们,以及你们的父母把这笔钱捐给了我母亲,今天,我代我的母亲感谢你们!我把酒一饮而尽。

偿还的千倍的钱,我已经装好红包,连同一封红纸感谢信,按名单一一交给在座的人。他们都很动情,收下了信,却没有一个肯收钱,酒桌上推来让去,搞得我也很为难。怎么办?最后有人提议,将爱心接力下去,委托金华电视台,把12位的钱捐给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大家一致同意。

六、

还有20位工友怎么办?热心的单巧英说,我继续帮你找。我把装有9400元钱的20只红包,交给了单巧英大姐。

巧的是,单巧英的丈夫蒋长贤,也是当年金华被服厂的,1951年他分配去了缙云。蒋长贤80岁,身体不错,也很热心。夫妻俩又跑开了,向熟人打听,向114问询。光为了一个去世的李水土(当年捐了5千),夫妻俩先找到了李水土的弟弟的工厂,才知道李的弟弟也去世了。又几次三番找李的侄女儿,打听到了李水土老婆的电话,五百块钱转交了。

应一明(当年捐旧币2千)去世了,单巧英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他的儿子李金枝。一次次通电话,却一次次没来取钱。最后一次打去,说是在日本,吓了单巧英一跳,这不是打国际长途了吗?好在李金枝回国后找到单巧英家了,他开了一家电缆厂,还是将钱领去了。李金枝说,他虽然不缺钱,但要拿这钱向全厂的工人作一次感恩教育。

当年捐1万的人有3个,其中一个是蒋春泉,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受过别人帮助。直到晚年,蒋春泉仍很节约,却不断为困难者和灾区捐款。当单巧英将1千块钱交给蒋春泉后,正好《金华晚报》和红十字会联手在办“牵手云贵,共战旱灾”的募捐活动。蒋春泉捐出了2000块钱,他对工作站的人说,这1000块钱是当年金华被服厂的朱金英儿子的。真没想到,我的一次报恩,会带来这么多的后续效应。

经过单巧英夫妻的努力,还有《浙中新报》记者陈巧丹的协助,历经半年,最终还是有2位工友没找到。一位蒋洪英,估计不在世了,老家山东,我和单巧英联系决定,由她将钱捐给当地爱心机构。另一位王宏球老人,我还是想继续找到他的后人,了却心愿。

2010年6月13日,我再次去金华,和健在的8位老人,以及22位工友的后代聚会,再次表达我的谢意。因为96岁的桑樟宝老人住义乌乡下,我决定先绕道桑家,带上他。那天好不容易找到桑老家,我拉着他的手,两人感慨万千。可惜桑老年事太高,女儿又走不开,很遗憾,他不能去金华相聚。

我赶到了金华七彩大酒店,已近中午,众人都在等我,热情万分。单巧英大姐迎了上来,我拉着她的手,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我最终含了热泪说:单大姐,辛苦你,替我了却了59年的心愿。我向他们赠送了一点礼物,聊表心意。

那一天的场面很热闹,很动情。可惜,8位在世老人,桑樟宝没能来,蒋春泉答应来的,却没有到。我们再三打蒋家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蒋春泉老人耳朵不便,酒店的名字听错了,找到另一家酒店去了。真可惜。

(口述 王森章 撰写 曹晓波 本文刊登于2015年2月3日《杭州日报》B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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