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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炷缅师恩

发布时间:2015-03-05

心香一炷缅师恩
 
     沈念驹


                                                            
  今年九月九日是恩师冯昭玙教授逝世十五周年忌辰。十五年前的这一天傍晚,我从老领导夏钦瀚老师的电话得知,徐步奎老师打电话告诉他,冯老师在省中医院与世长辞。此前他久已住院卧床,对这个消息我不无思想准备,但是断然想不到会来得这么快,所以一时乱了方寸。考虑到医院定然已经清空床位,去也徒然,所以我从城西直接赶往城东体育场路杭大宿舍。老师家里已有几位他的同事和学生在场。师母顾惠生老师表情肃穆平静,强抑着悲痛招呼我们。以后便是由外语学院出面主持的告别会。那天我带了相机,摄下告别仪式的一个个画面,事后将照片装在一个小相册里,交顾老师留作纪念。信如古人所言:“至哀无文”。当时确实脑子里一片空白,既说不出什么,也写不出什么。面对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因其骤然降临而茫然无措的变故,任何慰藉的话语都是多余的。然而此后十五年来,先师的音容笑貌总不时浮现在记忆的屏幕上,一件件往事常唤起温馨而充满感激的回忆,不过也有的往事,勾起的却是痛苦甚至激愤的心绪,于是产生一种冲动,想写点儿什么。时至今日,随着自己机体的徐徐衰迈,脑力的退化势成必然,再也容不得怠惰,我必须动笔了。客居京华,手头缺乏相关资料,引用的文字大部分仅凭记忆,或恐有误,容日后核对原始资料,更行订正。
                
  初闻大名  感受分量


  我最先耳闻老师的大名,并非始于听他的课。1959 年进校之初,我们这一届俄语专业六十名新生组成的大班,分为三个小班,我在一班,教专业课的是杨永华老师,教二班和三班专业课的分别是顾惠生老师和翟燕芳老师。他们三位的课都上得非常出色,深得学生敬仰和爱戴。不过我在一班的时间不长,期末的时候不知何故重新分班,我被调入三班。曾听同学说,老师中业务最棒的要数顾老师的爱人冯昭玙老师。当然此说仅止于传闻,因为老师们业务上各有千秋,并无统一的尺度衡量其高下,“最”字的应用也似欠客观,故此声明在先,以免造成对其他老师的不敬。引此一说,只是为了表明我因此而得知系里还有一位冯昭玙老师,而且他的业务水平很高。当时他是俄语教研室主任。以后又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我感知了冯老师在系里的“分量”。


  1959年全国范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很快波及基层。1960年春末夏初(即我们一年级第二学期)我们学校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首当其冲的是校党委副书记焦梦晓—— 一位被老师们引为知音、深受爱戴的老革命,然后各个系开始以“教改”名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教师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我们系,1958年曾遭遇重点批判的中国籍犹太人教授德梦铁先生再次受到口诛笔伐,连带被点名的还有系主任鲍屡平教授等一批老教师,以及“冯昭玙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四年级的某同学在全系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发言的措辞,系我亲耳所闻,印象极深。奇怪的是那样的点名在我心目中不仅没有产生将冯老师妖魔化的效果,反而使我感到了他在本系俄语教师里的分量。


  那场批判把我们平时敬仰的老师们说得一无是处,批得灰头土脸,甚至讲义里本来“政治性”和“思想性”就很强的例句,也成了“别有用心”的例证,像“我们的一切事业都是党领导的”这样的例句,大会发言的人硬说是为了发泄对党领导的不满。到了欲加之罪,就无理可喻了。继而采取的“教改”措施是把俄语专业一、二两个年级的学生混合在一起,然后一分为三,大部分人被派往各个地区给小学教师办俄语培训班,小部分留校“讨论”和“设计”教改方案,少数几个留校办工厂(纸质录音磁带厂)。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学生被抽调去参加由省教育厅、杭大外语系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俄语广播教学,刘志鸿老师任主讲,我们三人扮演学生。如此折腾了大半个学期。暑假以后,新学年伊始,我们重返课堂,专业课里开始学习俄文版的政论文(也许是“教改”的 “成果”吧),教材是《红旗》杂志编辑部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当然接着还学过译自中文的其他俄文版政论文,如《人民日报》社论《大办粮食  大办钢铁》等等。骤然遇到大量俄文的政治词汇,大家一时难以适应,学习中感到困难重重。当时大部分同学手里没有工具书,难得有人持有陈昌浩编的《俄汉词典》。该词典只有约两万个词条,许多词都没有收入,却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俄汉双语工具书,而且一书难求,所以我们的阅读全靠老师针对课文编写的油印词汇表。不过慢慢地也就熬过来了。我甚至开始一知半解地啃新华社编的《俄文电讯》(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当时我还继续在俄语广播教学中扮演学生,所以待在老师办公室的时间略多。有一次我在办公室看一份《俄文电讯》,恰好被冯老师撞见,他笑眯眯地走到我身边,好奇地低头看看我,看看我手里的期刊,也没说什么话,然后就走开了。这是第一次和冯老师照面。
                       
  醍 醐 灌 顶


  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我们重新系统地学习与专业有关的各门课程。三年级下和四年级的时候,冯老师教我们班的精读课。从此我感觉自己走进了全新的一个境界,每堂课下来总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这也是我专业上受益最多的阶段。冯老师上课非常有特色,课内知识容量相当大。精读课学的都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名著,除了从语言的层面授业、解惑,详细讲述重点词汇、词组、句型的意义、特点,与同义近义的语言现象的意义辨析,分析人物性格和艺术特点,还就课文里出现的修辞手法,作家的生平事迹、创作成就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作详备的介绍。如此大容量高密度的知识要在有限的课时里介绍给学生,讲解必须精练快速。外语专业的课堂教学,当然全部用外语讲解。冯老师讲的俄语速度很快,非常流利。只要尽可能快地将讲课的内容记下来,课后再认真整理笔记,必有巨大的收获,每次晚自修的时间整理完听课笔记,愉悦之感总会泛上心头。冯老师讲课非常注意方法,为了让学生听懂他用外语所讲的内容,他应用了手势、表情、随手板书的图画等各种辅助手段,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插进汉语单词。我们有问题向他请教时,他往往不直截了当告诉你答案或用汉语给予解释,而是用画龙点睛的方法言简意赅地启发。刚开始学第二外语时,许国璋编的英语课本第一册后面附有两首英文歌,其中一首是Solidarity for Ever. (直译为“永远团结”,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学生运动曾借此曲填词作游行歌曲《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歌词最后一句是Solidarity for ever,/For the party makes us strong.(永远团结在一起,因为党使我们变得强大。)后来我知道这是美国工人运动的歌曲,系根据另一首歌的曲子重新填词而成,原歌是黑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为纪念牺牲的黑人领袖约翰•布朗而唱的那首《约翰•布朗的遗体》(John Brown’s  Body)。歌词里party一词本来应该是union(工会),我们的教材中改成了party,谅是受到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由于刚开始学英语,词汇量和理解力都十分有限,遇到如此简单的for the party makes us strong竟不解其意,于是在课间请教老师,他用俄语含笑回答:потому  что  партия  делает  нас могучими.原来这么简单!当编辑以后,校读译稿时遇到过一个句子:На всё  время  будет.译者翻译成“还是及时行乐吧”,我觉得离原文太远。当时我自己钻了牛角尖,将всё跟 время连在一起念,正好限定代词весь的中性形式也是всё ,便误以为是用以限定время的定语,句子就变得费解。于是向老师请教,他看过以后未作任何解释,只出声将句子对我念了一遍:На   всё (念到这里他将语气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口气读完время будет。正是这个停顿使我茅塞顿开。原来是 время на всё ,这里词序倒置了,всё是当名词用的!该句按字面直译就是:“做任何事情总是有时间的”。我不得不由衷佩服老师的高明。

  为了让学生领会课文里语句的精神,他讲解时的朗读非常注意突出句重音(也叫“逻辑重音”)。例如上克雷洛夫寓言《树叶和树根》(Листы и корни)时,树叶有一句沾沾自喜的话:Не  мы ль  от зноя пастуxа и странника в тени  проxладной  прикрываем?/У нас  же  раннею и  позднею  зорёю  насвистывает соловей.(难道不正是我们用凉爽的树荫让牧人和路人躲避炎热吗?/我们身边无论清晨还是傍晚都有夜莺的啼啭。)朗读前一句时,他把句重音落在 мы(我们)上,这个词念得特别重而且长,然后很快念过ль от зноя 三个词,到пастуxа 一词语调便上升,语气作一停顿,接着迅速念完最后的и странника в тени проxладной прикрываем?六个词,最后一个词прикрываем的语调上升,形成疑问的语气。第二句把句重音落在нас 上,且声调拖长,与же连读,再快速念过раннею и позднею,念到зорёю 时语调上升,形成一个停顿,接着将最后两个词насвис-тывает соловей快速念完,语调下降。富于表情的朗读,惟妙惟肖地将树叶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性格展露无余。课余休息时间与学生聊天他也用俄语,为我们营造一个有利的语言环境。老师的言传身教和对我们的训练,使我的俄语听、说能力得到较好锻炼,也有较大的提高,为我日后的工作创造了许多便利的条件。这是我永远感铭在心的。

  冯老师在课堂里常插入必要的文化常识,如上契诃夫的《套中人》一课时,课文里说别里科夫吃牛油煎鲈鱼,接着是这样一句句子:—— пища не постная ,но и нельзя сказать,чтобы скоромная.(食物不是素的,但也不能说是荤的。)这里牵涉到宗教知识,即按基督教的斋戒规定,肉食与乳类食品属于荤食,而鱼类与蔬菜属于素食。这本来无关语言知识,不讲也不妨碍对语义的理解,但是老师还是介绍了有关的宗教知识。其他有关国情学、语言学、修辞学、历史、风物等等知识他也常会联系课堂内容适当提及。


  老师掌握的俄语词汇量非常大,知道许多冷僻的单词。这一点我们在听他的课以及平时接触中都能感觉到。1983年季春,翻译家高莽、力冈和草婴来杭,我工作单位的几位同仁偕冯老师陪他们一起游览杭州植物园,事后高莽说你们的冯老师真厉害,植物园里许多植物的俄文名称他能随口说出来,有的植物我们连汉语名称都不知道。这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他曾向我们介绍扩大词汇量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归类记忆法,即将相关连的词集中在一起记,例如从五官到头颅其他部位的名称,都归并在一起记,就可以掌握与头颅相关的一批单词。课堂上他有时由一个单词引发开去,举出与它同根的一串词。例如,遇到一个动词,就可以把同根而带不同前缀及带-ся的一批动词,包括它们的接格关系一起记。他要我们阅读原著时不要依赖,更不要指望别人给的单词表,应该自己动手查词典,要耐着性子把所有生词查出来,再潜心阅读,用这样的方法扩大自己的词汇量。他还要求我们阅读时不要光查俄汉词典,应该尽可能使用俄文原版词典,这样才能准确了解词义。他要我们注意同义词之间的微细差别,尤其提醒我们,汉语里的同义词,俄语里的相应单词不一定是同义词,而你又按汉语的思维去组织俄语的句子,就很容易犯中国式俄语(китаизм)的错误。四年级下的时候他曾经给整个大班的学生开过一次讲座,专门介绍当时能见到的俄文和俄汉双语的主要工具书,比较它们的特点。讲座中举到的俄文原版词典有苏联科学院编的俄语词典,乌沙科夫编的俄语词典,奥日戈夫编的俄语词典,达里编的俄语详解词典;俄汉双语的有陈昌浩编的俄汉词典和刚出版不久、刘泽荣编的俄汉大词典,还提到影印的《露和辞典》(即《俄日词典》)。这已经是我们求学的年代能看到的俄语工具书的集大成了。他尤其推重苏联科学院编的俄语词典,戏称它是需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四本大部头词典”,认为其所收的词汇量大,释义详备准确,每一条释义都有引自文学经典作品的例句。
              
   一丝不苟 全面关心


  冯老师对我们的作业,尤其是俄文作文,批改得非常仔细,可以用“一丝不苟”来形容。作业本发下来,往往满纸红字,都是批改过的痕迹。他坐到每个学生旁边,逐条讲解批改过的地方,告诉我们错在哪里,为什么这样改。有一次就我的作文面对面讲解时,他说:“您(他按俄语习惯用вы称呼对方)很喜欢中国文学,但是不应事先想好汉语句子再翻译成俄语,这样容易犯中国式俄语的错误,应该努力学会用俄语思维,尽量模仿教材里学过的句型,这样写出的文句才容易符合俄语的规范。”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也告诉了我正确的学习方法。每当看到发下的作业本上满纸的红字,便为老师的辛劳与良苦用心所感动,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冯老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关心是全面的,不限于他自己所授的课程。有一次张绍儒老师布置给我们的翻译课作业是写一篇文章对高尔基《海燕之歌》的几个汉译本作比较和评论。张老师在课上是把瞿秋白的译文作为比较好的翻译文本来介绍的,当然他也提到其他人的译本,不过没有展开来谈。现在需要我们用课内学到的知识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评论,这对提高我们的鉴赏水平和对翻译实践的认知都是有帮助的。这个作业我确实做得比较认真,事先仔细阅读了不同的译本,摘录了必要的资料,经过比较周详的构思以后才动笔。光写文章就花了整整一天。张老师给我的作业以肯定的评价,打了五分。隔了一两天冯老师突然对我说,他看了我的翻译课作业,认为写得有一定分量,问我花了多少时间,我回答说光写作花了整整一天。他说他也认为要花这么多工夫。由此我推断,他对学生的关心并不限于自己教的课程。
                 
  高 山 仰 止


  顾老师除了功课,对“弟子们”的思想状况和日常生活也都表现出相当主动的关心,经常和蔼地嘘寒问暖,许多同学与她都很亲近。与顾老师不同,平日里冯老师虽然对待学生总是和颜悦色,但是课外与学生的接触并不频繁,也不表现出对谁有明显的亲昵态度。一般情况下他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与他们保持着等距离,所以敬仰之余,我在他面前有几分拘谨,不像面对顾老师那么轻松。拘谨的另一个原因是老师的学问非常高深,我总是以高山仰止的心态去看他,觉得在他面前自己显得过于无知和幼稚,敬畏有余而底气不足。《论语》里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我想我面对老师的态度,或许与颜回的情况有点像,当然如此类比未必恰当,因为颜回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出于恭敬,当夫子的面不说,否则孔子就不会接着说“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了。对学习上比较弱的学生冯老师倾注了更多的关心,经常定时一对一地辅导。而对于学得相对轻松的学生,倒反而没有施以明显的青睐与关注。我自以为学习还算用功,功课也过得去,在校期间,除了当面请教问题,不大到老师家里走动,所以冯老师与我的关系跟与其他学生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毕业以后,随着我因地理之便(在杭州工作)得以有较多机会上门请教,冯老师在业务上就给予了我很多指导与帮助,到后来我不仅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之一,生活上更得到两位老师许多细致入微的关照。这方面的实例简直不胜枚举。
                     
  解  惑  


  “文革”开始以后我工作的中学不再开设俄语课,我只好改教英语。可是我又不甘心自己曾经花苦功学习的俄语就此荒疏,所以业余时间搞起了翻译。最先翻译的是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 (Вешние воды ,经过1966年8月“革命小将”以“破四旧”为名的抄家,我的俄文书籍被扫荡殆尽,只剩几部工具书和少数鬼使神差地未被发现而幸存的文学原著,Вешние воды 为其一,之所以选择它翻译,就是因为手头还存有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的俄文单行本)。可想而知,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译事的进行是多么不易。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在这个特定的岁月,教学之余,更多的精力用以应付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管理学生的繁琐事务,业余从事翻译的时间极其有限,基本上靠节假日和每天晨昏的间隙,熬夜当然是家常便饭。更困难的是工具书和资料的匮乏。图书馆已悉数关闭,劫后遗存的个人藏书又寥寥无几,翻译中遇到的有些疑难往往找不到工具书和资料来解决。唯一的办法是将疑难记录下来,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向老师当面请教。这时我真正体会到,当年同学中流传的关于冯老师业务棒的说法并非虚言。我的疑问基本上在他那里都能当面解决,难得有需要经过查阅再答复的情况。比如,小说第一章有一句句子:  Санин взял место в  《бейвагенe》(萨宁在拖车里订了一个位子)。这里的бейваген 一词我查遍手头所有词典,都无结果;再如第十五章有一句:Франкфуртцы   ездят  туда   больше  для  развлечения, так как  Соден облада-ет   прекрасными  парками  и  разными《виртшавтами》……(法兰克福人到此地来毋宁是为了消遣,因为索屯拥有美丽的公园和各种各样的“维尔沙夫特”)其中виртшавт(维尔沙夫特)一词也无法从我手头的工具书查到。冯老师当时就给了答复:бейваген 是德文Beiwagen的俄语音译,此地的意思是“拖车”; виртшавт 是德文Wirtschaft一词的俄语音译,本文的具体意思作“菜馆”解。再如小说第三十九章说到玛丽娅•尼珂拉耶夫娜对萨宁说:“……Я с ним《Энеиду》 прочла.”(我跟他读完了《埃涅阿斯纪》);第四十二章有一句 Мар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заставила  лошадь  продраться сквозь кусты, спрыгнула с неё ---и очутившись вдруг у вxода  караулки,обернувшишь  к Санину ---и шепнула:“Эней!”(玛丽娅•尼柯拉耶夫娜驱马穿过灌木丛,跳下马来——于是突然间到了守林屋的门口,转过头来悄声对萨宁说:“埃涅阿斯!”)这里Энеидa 和 Эней两个词我都无法查到。冯老师当场告诉我Энeидa就是《埃涅阿斯纪》(Aeneid),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代表作,取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里特洛亚英雄埃涅阿斯在希腊联军攻破特洛伊城后,率众逃离,流亡七年后来到意大利的拉丁姆地区,建罗马城并成为开国君主的故事,Эней就是埃涅阿斯,史诗的主人公,他在流亡到迦太基时和迦太基女王狄多恋爱并结婚。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作者通过玛丽娅故意提到《埃涅阿斯纪》,走到守林小屋前用“爱涅阿斯”这个名字呼唤萨宁的情节,暗示她勾引萨宁以破坏他与杰玛的婚约。我上大学的时代,也许是由于师资不足,或许由于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所谓教改的破坏,好些课程,像外国文学史、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等,我们都没有开设,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除了精读课里随课文学到的有关俄罗斯文学史的零星知识,欧美文学史的常识对我们是一片空白,难怪我在翻译过程中总觉自己知识太贫乏,到处捉襟见肘。这也许是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差异吧。我目前掌握的外国文学史知识都是当编辑以后通过自学逐渐补充积累的。如今手头工具书和文学经典作品的藏书规模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假如现来翻译这部小说,所遇的困难肯定比当初少许多。每一次到老师那里请教,都能使疑问得到满意的解答,我不得不由衷敬佩老师的博学。当然,老师的博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他长年博览群书、勤奋好学的结果。毕业以后我有机会结识几位前辈,是他的大学同窗,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称赞冯老师在学生时代是敏慧而勤奋好学的年少才俊。他自己也曾对我谈起过挑灯夜读的情况,说“一生中从来没有睡足过八小时”。他毕业于老浙大外语系英语专业,五十年代初因为工作需要才改行教俄语,却做得那么出色,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若非超常的努力,光凭个人的天资断然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在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事业饱受摧残,我的翻译处女作当然出版无途。尽管如此,译事完成以后,冯老师却主动要我把译稿交给他,由他对照原著逐词逐句校订。当编辑以后我切身体会到这是一件十分吃力的苦差,有时宁肯自己翻译,也比校订别人的译文省力。所以这部译稿实际上凝聚了师生二人的心血。但是老师悉心校订过的译稿我只能束之高阁,尘封二十五年后才出版成书,我在译序里特别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恩之心。
                  
  雪 中 送 炭


  我还从老师赠送的书籍中深得其惠。得知我的藏书在抄家中遭难,有一次冯老师从自己书架上抽出一本俄文版的《青年近卫军》送我,要我拿去读读,借此慰我伤痛。我改教英语以后,他又送我一本苏联版的《英俄词典》,因为“文革”期间根本买不到工具书。当我应出版社之约翻译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童年》、《我的大学》,需要寻找俄文原著时,顾老师又及时地将他们两人所藏的三部曲原著赠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雪中送炭,千里鹅毛,点点滴滴,暖人心怀。八十年代中,冯老师应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之约,参加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俄汉详解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该项目由国内科研机构和多所高等院校五十多位俄语专家和教授共同完成,从启动到完稿历时整整十年,又经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部门对书稿三年多的悉心编校,于1998年出版。这是目前国内词汇量最大的俄汉工具书,共计收录词条二十四万六千余个,其规模甚至超过了俄罗斯《现代俄语词汇汇编词典》所收十四部词典词汇量的总和。词典出版以后每一位编纂者都发到一套样书,共四大册。按理,即使作为纪念,冯老师也应把它留在自己身边,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赠送给了我。此情此意实有不堪承受之重,然而却之不恭,我必须领受。这是老师生前赠我的最后也是最贵重的礼物,现在已成为永恒的纪念物。它在我尔后的翻译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每当我使用它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是老师在冥冥中助我一臂之力。
               
  进入业务圈的领路人


   除了业务上给我经常的授业、解惑,冯老师还是我进入外国文学业务圈的领路人。我于1981年调出版社任编辑,此前与外国文学界毫无联系,对于相关学术活动的信息自然非常隔膜。1982年4月,全国第三次苏联文学讨论会在苏州召开。对此我一无所知。时任外语系系主任的冯老师告诉了我会议的信息,鼓励我去参加,还写了介绍信,让我到苏州找他的同学,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前身)外语系系主任,因为该系是会议的东道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不仅眼界大开,获知以往闻所未闻的许多有关五十年代以来苏联文学发展情况的信息,而且认识了一批从事俄苏文学教学、研究与翻译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界同行和前辈,其中不少人后来与我成为至交,对我业务的开展给予热情而巨大的帮助与支持。如果不是老师的引领,我一生中后半段事业的起步可能要晚得多,甚或一无作为。1980年浙江省外文学会成立,作为杭州市中学教育界外语大组成员,我被吸收为首批会员之一。学会成立会上,冯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不少本省的外文界人士,使我这个长期囿于中学圈子里孤陋寡闻的井底之蛙一下子扩大了结交面,他们对于我日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多有积极有效的支持与帮助。经过冯老师及本省翻译界许多骨干的努力和较长时间的筹备,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于1986年初成立,冯老师为第一任会长。我因为已经有译作出版,又身处外国文学编辑出版的岗位,所以成为首批会员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同年4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京召开,我被推举为浙江省代表团十名成员之一,从而与界内同行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给未来业务的开拓带来更多积极因素。凡此种种,都离不开老师对我的引领和提携。
                 
  无微不至的关怀


  1967年夏季,我经常感到浑身乏力,出虚汗,医检发现肝功能异常,诊断为“迁延性肝炎”,开了病假,嘱咐我在家养病。冯、顾两位老师,自己刚刚从“文革”初期的冲击下稍稍喘过气来,却对我的病情倍加关怀。顾老师特意将自制泡菜装在搪瓷杯里让我带回家,说可以开胃,有助增加营养,要我吃完了再去拿。他们还把自己的自行车交我使用,让我每天骑着它到西湖边呼吸新鲜空气,借以锻炼身体。由于1958年繁重的体力劳动伤了腰肌,我连年腰痛频发,发作时腰部僵直,痛苦不堪。一个周末的傍晚,两位老师到我家串门(那时他们已入住体育场路宿舍,我住艮山门,成为近邻),带来自己研捣的一大瓶白砂糖拌胡桃仁,说是治腰痛的单方。当时我真是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两位老师对我的关怀还深入到我生活的其他方面。1970年我与小白结婚。那是个崇尚简朴的时代,既没有时下那种华丽的的婚礼,也没有铺张的喜宴,一般都是以在同事和亲朋间分喜糖的形式宣告结婚,大家再到新房道个贺,礼数就都到了,如果请亲朋友好吃上一两桌,就显得格外隆重。送礼一般限于小件日用品,诸如热水瓶,脸盆,茶杯之类。我只邀请了最要好的两个同事和两个学生,借一位好友家的斗室自炊以代婚礼。两位老师未被邀请,因为在特定的年代,双方处境都很险恶,多有不便。但是他们送了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很重的一份礼:一块俄式印花餐桌布,上面印有俄罗斯的茶炊、茶具和餐具的图案,非常精美漂亮;一块淡蓝灰的线绨料子,可以用作大窗帘,上面编织的图案也十分美观大方,都是市面上难觅的稀罕物。1974年我们的儿子降生,两位老师及时地多次送来杭州市场上不能随便买到的白砂糖。当时这是凭票限量供应的物资,按人头月供只有二两,但是上海敞开供应,出差回来的人往往带上一两斤。老师在上海有亲戚,每每从上海带回白砂糖送我们。随着过从渐多,我在冯老师面前的拘谨心理也慢慢地消除。在他们家里聊天,有时正好到吃饭时间,他们就留我吃饭。有时一家三口都留下来吃饭。顾老师很会做菜,有一次做的京葱炒牛肉丝,既嫩又鲜美,我儿子至今还念叨。2011年我正好满七十周岁,中秋时节我自京返杭小住。国庆前的一天顾老师来访,特地送来两双牙筷,作为给我七十岁生日的礼物。她说这是冯老师祖传的家藏,现在给我留作永久的纪念。每一根筷子的一个侧面镌刻着一幅传统的中国画,四根并排起来是一幅雅致而宁静的山水画。她将两双筷子用宣纸整齐地包封起来,外面加一个自制的红纸套,上面书有钢笔的题款:
       
   贺  念驹整七十寿辰


  念驹      

     
  健康快乐


  祝       两位师兄妹


  小白     幸福长寿     

    
  惠生于2011年国庆前夕

  此外她还特地给随我一起来杭的刚满一周岁的孙女一个红包。如此大礼同样使我感到不堪承受之重,然而我仍然必须领受。
        
  难明长夜的噩梦


  抗战时期未成年的顾老师就随兄、姐参加革命,火线入党,并且渡江南下,轮资格称得上“老革命”,但是她和冯老师与大陆极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都逃不过“文革”的厄运。两人一开始就成为挨整对象。不过运动初期的苦难为时并不太久,因为后来来了一个批“资反路线”,“牛鬼蛇神”的帽子无形中不了了之。最惨烈的苦难随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接踪而至。顾老师被打成“假党员”。冯老师因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虽然解放初“思想改造”时早已将自己历史毫无隐瞒地交代清楚,这次仍然成为重点整肃对象。为了逼迫他们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专案组的人对他们从肉体到精神肆意折磨、摧残、凌辱。人渣们心理的阴暗和手段的狠毒比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已经不是简单的斯文扫地,而是叫人在肉体和精神的极大痛苦中生不如死。有一天我的同学王正成打电话给我,说冯老师跳楼重伤,在省中医药急症室抢救。据他说事情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与受审查的“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改造”的冯老师被命在系总支办公室用石灰水粉刷墙壁和天花板。为了够得着天花板,他拿了盛石灰水的泥桶站到了档案柜的顶上。不料柜子的顶板是钉子从内部向上钉的一层薄板,脚一踩顿时脱落,人也随之跌落在地,石灰水泼在柜子和身上,部分淋入了柜子。专案组的人马上把受审人员集合在三楼会议室,要所有人表态,给这个事故定性。本来已经饱受摧残的惊弓之鸟们为免引火烧身,纷纷表态,上纲上线,有说这是蓄意破坏档案以消灭罪证的,有说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的,等等,等等,反正能说多严重就说多严重。在一片“声讨”声中,冯老师一句话也没有说,不久他说要上厕所,到厕所后就从窗口跳了下去。由于脚先着地,摔断了腿脚和腰椎,送到医院里神志还是清醒的。他当时的特殊身份使医生不敢认真治疗,也进不了病房,在急症室外面的走廊上加了一只病床。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医生作过处理以后,没有什么特殊措施,更不用说护理,而是任机体自行恢复。见面时老师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为什么还要让我活着?”表情是平静而凄楚的。惨剧发生时顾老师在别处劳动,毫不知情,专案组也不告诉她。他们派了也在受审的某H去医院“照看”,其实是监视,以防再生意外。此人是十足的宵小之徒,平时对学生和教师惯于搞暗中整人的卑劣小动作,对上奴性十足,极尽拍马之能事,积怨甚多,民愤很大,所以运动中“冤枉”地成为打击对象。冯老师受的是脊椎伤,大小便都无法自控,而且连续尿血,由于缺乏有效积极救治,伤口感染,痛苦难耐。被派往“护理”的某H当然不可能真心护理,到时装腔作势地重手重脚弄一下,只会增加伤者痛苦。眼看着伤情不见好转,反而有加重趋势,专案组怕担责任,遂将顾老师叫去,严厉地告诉她冯老师“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消息,要求她去医院照看。顾老师自己已经饱受凌辱折磨,对专案组的伎俩深有“领教”,担心有诈,说既然你们已经说成这样了,我去有什么用,表示坚决不去,但是专案组的人强行命令她必须去。到了医院她才知道丈夫伤成这样,而且根本没有积极的治疗措施。随着她的到来才开始有了稍微正规的治疗,在这里她成了医生、护士兼护工,打针换药,洗换衣裤垫褥,全靠她一个人。医院的护士只是偶尔来望一下,并不动手。如此过了一个多月,顾老师觉得让伤者继续待在医院里对治疗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往返又十分不便,而且她自己所受的“审查”和批斗丝毫无有蠲免,于是提出还是抬回家里养伤。这个要求获得了许可。他们在杭大的两居室公寓,有一间已经被“革命群众”占据,原先书房里的东西全部搬入卧室,十二三平米的卧室已经显得十分拥挤,现在再搭一张单人板铺,连容膝之地都十分勉强了。白天顾老师依然接受劳改、批斗、审查,夜间回到家已近十一点,这时得忙着给丈夫喂饭,换药打针,换褥垫,洗身体,洗衣服,忙完已是后半夜,匆匆睡四五个小时又要接受新一天的折磨。冯老师长期卧床,白天无人帮他翻身,背部和腰部长出了褥疮,后来腰椎附近的褥疮烂成了一个大洞,连骨头都能见到。顾老师每天给他洗创口,将浸透消毒剂的纱布团塞进创口。更糟糕的是伤及泌尿系统,回家以后伤者一直尿血不止。没有医生,全是顾老师根据自己的一点医务知识应对,有时向校医讨教。

  专案组的这帮人品格卑劣凶残,构陷罗织、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对我的两位老师的迫害步步紧逼。除了顾老师的所谓“假党员”和冯老师的“历史反革命”案,他们又被牵进所谓的“德梦铁间谍案”,说德梦铁教授是“国际间谍”,“阴谋行刺周总理”,据说此案还是省公安厅抓的大案。他们认为冯老师是这个间谍集团的成员之一。德梦铁教授生于拉特维亚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精通德语、俄语、英语、法语等七种语言。她的亲人基本上都在二战中死于法西斯的魔爪。三十年代来到中国后,她曾在多所高校任教,抗战时期在“流亡大学”老浙大任教,后与著名化学家王琎教授结婚,1954年获准加入中国籍。她热爱中国,学识渊博,热爱学生,工作兢兢业业,曾被学生誉为“严师慈母”,然而“文革”一开始就受冲击。“间谍案”的缘起是有人“揭发”,曾经在杭州饭店附近的西湖边见过她,而那天正好周总理在杭州,而且下榻于此,便发挥丰富的想象,怀疑她要“行刺”总理,于是成立专案组审查。湖边散步赏景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怎么会与一个子虚乌有的“惊天大案”挂上钩?一个连汉语都不大会说、不知政治为何物的老太太,何从得知中国总理来杭而且下榻杭州饭店?既然要行刺,为何不见行动?既无行动,又非现场抓获,何来“行刺”的证据?抄家时怎么没有发现她行刺的“凶器”?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产生如此荒唐的逻辑推理。这个所谓的间谍案闹腾了很长时间,德先生被强迫长时间站在盛夏的烈日下示众批斗,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的她不堪酷暑和肉体的疲乏,颓然昏倒在地,被送进浙江医院监视治疗(她是间谍案的“主犯”,还不能让她死!)。她发现自己被监视,感到人格遭受莫大侮辱,以绝食抗议,最后死在医院。受此案牵连的另一人,她的学生和同事、德语教师王飞被逼自杀。1949年浙大外语系开设俄语专业,由德先生授课。她不大会说汉语,所以用英语授课,冯老师给她当堂翻译。他也从这时开始学俄语,所以他既是德先生的同事,又是学生。顾老师离开部队到地方以后考上大学,也成了德先生的门生。因为有这层关系,他俩都莫名其妙地被牵进了所谓的“国际间谍案”。尽管冯老师伤病卧床,专案组仍不放过,连日来床头审问。有人甚至偷偷躲在他们的床底下,试图偷听两人深夜的谈话,以获取重大证据,但是徒劳无功。最恶劣的是专案组里的两个教师,把毫不相干的一个下乡知青和我也列入怀疑对象。按照他们的逻辑,我是两位老师的学生,平时多有往来,必与案情相关,而那位曾经到德先生那里请教俄语的下乡知青,既然认识沈念驹,也必然是案中人。其实我认识那位知青纯属偶然。1967年夏季的一天中午,我的学生M叩开我的房门,说她正在学校传达室值班,有人来找俄语老师请教问题,问要不要带来见我。我想现在这样的时候居然还有人学俄语,其情可嘉,便让她带来见我。来的是一个女孩子,叫胡季洁,自言两年前初中毕业后就去余杭乡下插队,因为喜欢俄语,一直在自学。从此她经常利用回城探亲的机会来我这里问问题。后来不知她通过什么人介绍认识了德先生,也常去她家请教问题。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到了办专案的人手里,便惊天动地,他们“发现”了一条将“间谍案”串联起来的黑线:德梦铁—— 冯昭玙—— 沈念驹—— 胡季洁。终于有一天他们出手了。胡季洁在乡下除了田间劳动和学俄语,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城里“文革”运动的酷烈相当隔膜。德先生被监视住院,她还去看望,正好自投罗网,于是被隔离审查,要她交代与德先生,冯老师,沈念驹的关系,其实她根本连冯老师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事后她告诉我,审查她的那个人说自己叫“牟宝奎”(凭声音),说沈念驹是他的学生,功课学得很一般的,不值得去请教,如果她老实交代问题,以后可以让她上大学。他们甚至故意安排她出现在冯老师面前,以验证他们是否认识。总之威胁、利诱、阴谋,机关算尽。他们还背地里到我的同事和已经下乡插队的学生中调查我的情况,同样一无所获。也许因为我不是他们单位的人,不便对我采取“特殊”措施,有关他们暗中做的手脚,都是受调查询问的同事和学生事后告诉我的,否则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然而凭空捏造的“德梦铁间谍案”却拖到“文革”结束后,隔了好长时间才解决,而且有关专案的细节以及德先生的死因至今讳莫如深。两位老师身心备受摧残,最终被还以清白。冯老师的伤情幸赖顾老师的精心护理,基本得到康复,只留下不太严重的后遗症。
                
  老而弥坚 奋发有为


  随着“四害”的覆灭,春回神州大地,冯老师迎来了奋发有为的晚年。鲍屡平教授年高退休,冯老师接任系主任。上级领导曾多次请他出任副校长,他回以“只会搞业务,不善搞行政”,坚决谢辞。关于他系主任任内的工作,教学和带研究生的情况,我不甚了了,但是从与他的聊天得知他做过两件对外语系有益的重要事情。一件是保住了俄语专业。八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尚未恢复正常,俄语专业毕业的学生连分配工作都不容易,于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打算撤销这个专业。但是杭大外语系俄语教研室师资力量雄厚,在国内高校的同行里有一定口碑,如果撤销该专业,势必使一批教师改行,去从事非其所长的工作,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冯老师于是想方设法,多次跑省里,跑北京,陈述理由,说服有关领导保留专业。经过他的努力,外语系的俄语专业被保留至今。为了发挥俄语教研室老师们的业务专长,才尽其用,他以“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的名义,在北京承接人民出版社的任务,翻译重点出版项目——国际共运史料,组织教研室同仁先后翻译出版了《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第一国际》(第一卷)、《第二国际的复活》及《国际工人运动》四大部书。他除了亲自参与翻译,还担任这四部书稿译文的总校和统稿。除了承担《俄汉详解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他还为我工作单位的选题《苏联当代文学丛书》出谋划策,并翻译其中格拉宁的长篇小说《驯雷记》(Иду  нагрозу,一般按字面译为“迎着雷电”,他受莎翁的《驯悍记》译名启发,采用此名)。九十年代中期,为纪念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翻译出版国内首套中文版《普希金全集》,受到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他和顾老师承担了《彼得大帝史》和《普加乔夫史》的翻译。这是翻译难度很大的两部作品,因为涉及大量史料,包括历史人物、地名、事件以及宗教、文化背景等等,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难以下笔。为完成这项工作,两位老师事前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从动手至完稿历时两年多。此外,他为团结和组织本省外文力量在新时期发挥积极作用,倾注了大量心力。浙江省外文学会和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和成立,都离不开他的辛劳。


  正当他老而弥坚,事业上奋发有为的时候,病魔却悄悄向他袭来,他先得了糖尿病,被迫控制饮食,人明显消瘦,继而胰腺发生病变,医生一时诊断不出良性还是恶性,建议穿刺活检,他不同意,于是采取保守疗法,先在家服药治疗,后来到省中医院住院。对于疾病,他很坦然,曾对我说:“治疗要积极,如果治不好,那也是天意,只好认命了。”所以病中他一直显得很平静,没有丝毫的焦虑。我原想,按他的精神状态,短期内该不会有急剧变化,如果中药治疗得法,也许带病延年的希望很大。孰料情况变化如此突然!老师仙逝一年后,顾老师遵照他生前遗愿,将骨灰撒入钱塘江。冯老师祖籍杭州湾南岸的上虞,他如愿以偿,英灵随着母亲河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虽然他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杭州没有留下他的一丘坟茔,吊拜无地,但是每当我心里默念着钱江潮的汹涌,似乎感觉到了老师的音容,我眼前会浮现一件件难忘的往事,回想起在他身边的岁月。下面所附的小诗成于恩师十五周年忌辰,时北京阴天有雨。
                                  
  沈念驹于京东寓所   2014年9月2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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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师十五周年忌辰


               故园南望黯层云,欲吊遗踪何处寻?  

               常饮醍醐新耳目,也曾灯影伴晨昏。

 

               世情依旧晚晴重,风雨几番秋意深。

 

               泪落吴江东逝水,心香一炷缅师恩。
                               
                 201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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