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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湖,见证中共创建的红船,一直在黄亚洲视线里,在他心目中…

发布时间:2017-12-31

 

南湖红船(资料图片)

三十年前,时任嘉兴市作协主席的黄亚洲,经常带着文人墨客游览南湖,那时,每天出现在他视线里的,就是那条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红船。

这位经常在南湖边盯着红船看的业余编剧,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个关于红船的剧本,把难以表达的一段重大历史用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

这么多年,从《开天辟地》《日出东方》《建党伟业》,他一直写到《红船》。从他笔尖流出来的文字越来越多,直至当今。他说:红船的水声,一直响在我心间,不曾稍停。

这些年,他也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样尽可能正确地表达历史?

“一个党,只有把自己以往的历史真正看清楚了,才能够非常明晰地看清未来的方向。”

《红船》修订完成在建党95周年,这部展现中国共产党孕育、初创、挫折、寻路……建党历程的长篇小说,是第一部以文学的形式解读红船精神的作品。

不断回望党的最初历史,莫忘初心,红船精神才能历久弥新。

昨天,黄亚洲在嘉兴讲述《红船》故事

无论如何要破这个题材

我原来以为,只有一些党史专家、学者可能会看《红船》,还有极少数关心历史的中青年可能会看,它毕竟是讲政治的,六十多万字包含那么多历史事件。现在它印量十万多册。

最早的时候,是一个朋友给我电话说:我儿子在书房里笑,我跑进去一看,发现他在看你这本书。我想,一个中学生看到这本书,一些段落能让他笑出来,那说明这本小说不是完全板着脸孔的。历史不是一定要板着脸孔来叙述的,它也可以比较活泼地、比较生动地去述说。这对我激励还是很大的。

《红船》

《红船》是《开天辟地》《日出东方》《建党伟业》的延续。

我说是题材选择了作家,因为“上山下乡”,我从杭州到了嘉兴地区。二十岁到四十岁,一个人最黄金的岁月,我是在嘉兴地区度过的。那时候嘉兴地区十个县,每个县都跑过。1985年之后,我到嘉兴市工作,担任市作协主席,并当选为市人大代表。二十年在嘉兴地区,和嘉兴有不解之缘,嘉兴的山山水水比较熟悉,也有感情。

写《开天辟地》,那时候是主动选择,不敢跟领导说。那时这个题材还是蛮敏感的,说陈独秀是坏人。南湖革命纪念馆里就放六个党代表的像,湖南两个、湖北两个、山东两个。在那样一个情况下,你要写十三个党代表,是要冒风险的。

但我当时在嘉兴文学圈当了个头,又在省电影家协会挂了副主席,想写电影。我的眼睛里面老是南湖、烟雨楼、红船,基本每个星期都去那里晃一晃。看着这条红船,我有这个心,想展现那段历史。

我兼了浙江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那年(1989年),年会安排到嘉兴来。上海请了汪天云,就是我《开天辟地》的合作者,他是个电影评论家。就在3月,南湖革命纪念馆专门安排我们二十多人,到南湖的湖心岛。那时候凉风习习,岛上没有人,很安静,大家看烟雨楼,看红船,我不由自主想,这个题材应该写。我就问汪老师,能不能写。他说,也没说一定不能写,不能说陈独秀是坏人,他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他这样说,给了我信心,我决心写。

当时嘉兴图书馆崔泉森馆长,把馆里的书库都打开,让我随便看。我也到南湖革命纪念馆借书,但我不敢说要写这个题材,只说自己感兴趣。

很多朋友知道后,劝我别写这个题材。

我想,不管发生什么变化,哪怕过一二百年,我们的历史学家还是要严肃对待这段历史。历史是坚硬的,就是十几个党员代表了全国五十几个党员,建立了政党,而且二十八年之后就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权)拿到了自己的手里,并且完成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过程。当然后面走了不少弯路,但不管如何,新中国建立至今,国家的强盛全世界有目共睹。不管谁来写,从各个角度,价值判断,来还原历史,都可以。

我是这里的作协主席,我要是不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对不起岗位,对不起职业。无论如何要破这个题材。第一个吃螃蟹。

电影《开天辟地》海报

我开始写《开天辟地》。

我经常去看红船,还钻到船舱里去。有时候盯着红船发呆,到南湖革命纪念馆看着那六个镜框(编注:指六个党代表的照片),有时候骑个自行车到南湖边,看着红船和渡船;有时候自己坐船渡过去,沿着湖心岛走一圈。

我心里想,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怎么能不拿起笔呢?

有时候我会想,这些人物怎么到嘉兴来,怎么到烟雨楼,怎么到船上去,怎么在张家弄的旅馆里,慢慢脑子里就会有画面感,这完全和在嘉兴生活有关系的,如果不在嘉兴生活是写不出这些的。所以我在《开天辟地》里写董必武何叔衡两位老先生吃粽子,那时候嘉兴粽子沪杭线上已经很有名了。

1989年中秋节的时候,我把《开天辟地》的提纲写完,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祝鸿生,我的责任编辑,巴老的女婿,看到我去很奇怪。我说,我要写共产党诞生的电影。他听后呆掉了,眼睛睁得很大: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电影要涉及一百多个人物,里面有六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从五四运动写起,写到共产党的组织准备、思想准备,一直写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祝鸿生听了以后一声不响,他说,等等,你等等,就跑掉了。

过了一会,来了个胖胖矮矮的,叫杨时文。祝鸿生对我说,他是我们文学部副主任,黄亚洲,你把刚才对我讲的,原原本本和我们杨主任讲一遍。我又从头讲。杨主任闷声不响,讲完,他说,好了,明白了。我不能告诉你我们是否扶持,你能不能在上海住两天,我要向领导汇报。

两天以后,上影厂三条意见:


第一条,不管拍不拍得成,都不拿退稿费,拿全部稿费。

第二条,你国内要跑素材要采访,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城市都可以去。

第三条,书,新华书店的也好,旧书店旧书摊的也好,发票开过来,都给你报销。

上影厂能给我这三条,我激动死了。无论如何,咬着牙也要写到底,哪怕不拍。

上影厂在给我这三条以后,突然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剧本,有四家应征。

结果我们获胜了。

选我的本子,是因为第一次描写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需要比较厚重、比较完整地呈现给大家。

历史的前进是令人鼓舞的

从《开天辟地》写到《红船》,我对所有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也在重新认识、定位;对人物的把握、环境的描写,在精细程度方面,一稿比一稿都要进步。

在《红船》前面一稿《建党伟业》中,我曾经写到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红船》这稿就没有了。对这段时间的党史研究中,我发现好多问题,让我对陈独秀这个人物有了新的看法。

一个小说作品,你要树立人物,赋予它历史的一些评判,字里行间总有一个很清晰的历史观,这里面肯定也是我的历史观。

写《开天辟地》时,对陈独秀,我当时也是超前一点点,大家都说他是坏人,我当时想,不管怎么样,他当了共产党五届总书记,这段历史总是有功劳的。我觉得应该写。我写小说也可以对他合理的想象。

尽管这是小说,但这是历史小说,是写我们的重大历史的,是严肃题材,还是那八个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大事不虚,历史事件,人物基本的价值观,当时人物基本成长的规定性的东西,都不能敷衍;小事不拘,你写的是小说,在历史的空白处,某些历史没有说全的,没有回忆起来的时候,你要帮助历史回忆。

我也注重当事人的回忆。当事人的回忆是第一手资料,写历史小说很重要的还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实。

我曾专程采访郑超麟,因为郑超麟在巴黎就见过邓小平,他又是陈独秀当年的(中共)宣传部长。上海的朋友给我提供地址,告诉我一个诀窍,一定要买最好的法式面包。我跑了好几个面包房,那时候钱也不多,买了两三组最好吃的法式面包,拎了一大袋。老人看到面包,就笑了。他住在一个破小区的一个小套里面,跟我说了很多故事。

时代隔得相当远了,当事人的回忆也可能会不准确,所以我们要充分挖掘历史上同一事件的各种权威人物的回忆,多次回忆,他们回忆当中互相矛盾的地方,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择取。

文学不是教科书,但第一次这样写建党历史,它不是教科书也是教科书。但是这样的历史教科书,要老百姓坐在电影院里能看下去。

《开天辟地》电影拍完以后,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黄亚洲你有没有搞错,陈独秀怎么是好人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进步了。历史的前进还是令人鼓舞的。

我在《红船》中琢磨最多的人是陈独秀。

陈独秀

陈独秀应该是我最钦佩的中国人之一。他是为自己认定的理想而献身的,而且不折不扣。

为理想献身的人很多,我都钦佩的,他们不是为个人的吃饱穿暖献身,也不是为了小家、为了自己和自己最亲密的人,而是为了更伟大的理想献身。

我推崇陈独秀是因为他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客观上讲,陈独秀是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担任党五届的总书记。在研读历史材料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顽固地追求自己理想的人物,不考虑个人安危,一辈子不动摇。早年他参加暗杀团,想暗杀慈禧,想推翻清政府。他一直往前走,那么多艰难险阻,在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后来他离开中央,也是错综复杂的原因。之后大革命失败,也有种种原因。另一个,他就是没有回共产党内部,一颗心还是挂念着民族的前途。那时候国民党找他,国民党高官(每月)有几百个大洋,但是陈独秀不去。过世前半年,他还在给朋友写信,说中国革命怎么办。这是党的初心,也是陈独秀的初心。

这样的中国人,我很佩服。

也因此,我在写《红船》的过程中,从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好人,慢慢觉得,他是一个相当好的好人。

写作有困难,但主要的困难是思想,另外一个,对历史的分寸把握。

我内心是清晰的。我想,我应该有自己一些想法,尤其是党的历史这样过来,对国共合作的成败,分析它的原因、它的得失,我还在不停思考当中。

现在,人们对早期共产主义革命者的一些评价显然宽容得多了。尽管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准确、很清晰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为中国共产党诞生而付出努力和献身的那些人,我们对他们的尊敬、包容都是大大提高了的。

这本书,我总要对它负责

我们是共和国同龄人,和共和国一起长大的,共和国的苦痛也传递到我们身上,共和国的幸福也传递到我们身上。

有许多朋友跟我说,在创作题材上,不要老局限写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但是我的兴趣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光荣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我研究党史,越研究越想写,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在写作中感到杰出人物在本质上都是普通人,从写《开天辟地》开始,我知道他们一方面是领袖,一方面也是具体的人,不断地犯错,不断地往前冲,不断地有失误,都有很多人性的东西在里面的,不用去回避。好的宣传不是神化人。

中国历史社会的演进,肯定是有历史逻辑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一定有事物发展不容分辩的内在逻辑,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红船”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逻辑起点。

油画《南湖船上》(孙逊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精辟阐述过红船精神,红船精神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觉得重点在于“首创”这两个字,“首创”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魄力,那样的信念,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中国人口那么多,五千年的文明基本没中断过,这么个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没有首创是不行的,什么都要靠自己的。

共产党成立是首创,革命道路,国共合作,两党要党内合作,而不是平行合作,这也是首创。1919年到1928年这十年的中国革命史,我重点写的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摸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道路上的种种摸索,我就写了首创。

当前的时代也需要首创。现在这个国家怎么站到世界的中央,国家还需要克服哪些东西,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环保问题,两极分化问题,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矛盾怎么解决?还有经济上面,怎么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也是个很大的课题。

不要走回头路,不断创新,也是个发扬首创精神的过程,所以红船精神对于当代的意义很重要。 

现在新版的《红船》如果再过几年有修订的话,到建党一百周年,估计还有推翻的地方,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还在发展,作家的个人历史观还在成长,新的历史资料与研究者的新成果还在不断涌现。通过这几年的思考,我把自己的想法还要写进去。哪怕没有新的史料发掘出来,通过沉淀思考以后,还会有一些想法。我是想更加贯彻历史唯物主义。

我虽然写的是小说,但在历史面前,我必须严肃。

这本书,我总要对它负责。


我还要改。

12月1日《江南周末》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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