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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波:从修内司到新华坊的读图...

发布时间:2017-06-08

 


  南宋咸淳四年(1268)《临安志》附图,是现存最早的杭城地图。在当年东城墙的护城河(东河)以西,现在的体育场路往南,有几处皇家专属地名:亲兵营、马司营、修内司营、碧香库、御酒库、平籴仓等,近乎大内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八百多年的云和月,如今,这块称作“新华坊”的去处,似乎仍有可触及的历史遗痕,只是尘埃重重。


疑窦重重的“窑瓶巷”


碧香库与御酒库,明显是皇属仓储。“平籴库”,名义看,丰年以低价买入稻谷,急济灾年。但如此“济济”的储存,又以亲兵营与马司营守护,说它是皇家储备粮也未尝不可。修内司营是干什么的?称它是皇家的营建、制作“工兵营”也可以,它有一项最为后人称誉的力作,就是官窑。这在南宋的皇城图上,凤凰山中也分散标有三处。


不过,修内司的职能,远比后人想象要宽泛得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绍兴二年六月,临安城内大火,“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仗剑登屋督所部救之,不能止也”,“修内司搭拆兵至,火乃熄”。如从以防不测的角度考虑,用一支“搭拆兵”来保障众仓库的消防,也未尝不可。


向来以严谨修志著称的清人丁丙,却在《武林坊巷志》中,一口咬定此地是南宋修内司的烧窑处。书中引用了明时陶宗仪《辍耕录》、清时程哲《窑器说》:“渡江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余各乌泥窑”。这也是传说中的“瓶窑巷”的起源。不过,叫真起来,这两本书中的述说,还是没有坐实地域。


当然,这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从当时的仓储用地看,谁都及不上修内司烧窑的占地。烧窑十道工序,前两道“杵击”与“淘洗”,离不开水:水车轮转动大杵,捣击石状“紫金土”;再以篾眼冲洗,沉淀稀泥。这都能从“咸淳图”上看到水源的保证。后八道中的“晾胚”与“焙烧”,仅仅从凤凰山的老虎洞官窑遗址来看,是如今新华坊二分之一的用地。


再看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宋高宗赵构逃到杭州,住进了州治(现凤凰山脚路)。王明清的《挥塵余录》载:户部尚书叶梦得说,这几间屋宇,怎能安置得了?赵构回答得相当宽容:“亦不觉窄,但卑潮 耳。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求?”


赵构说的是实话,金兵飞马轻骑,日行百余里,要是没有后来的“中兴四大将”一路骚扰,十个赵构都早没命了。为“比赛”谁跑第一,赵皇帝把能扔的,全扔了。《宋史·高宗本纪一》载,列祖列宗的牌位,还有“玉牒”,也就是宗室档案,都丢得了干干净净。


朱熹《朱子语录》说得更有趣,朝臣到了杭州,因为丢了章印,“诸司”只得借用杭州及各县的“旧印”,作为书信凭证。有人问:“奏章借用县印否”?答:“岂惟县印,尉印亦可借”。按现在说话,县府与县警察局的印章,都可以代替司、部一级官印,也可以盖在朝廷的奏章上,“上下彼此皆所不计”。


到了绍兴二年(1132)三月,赵构二返杭州,仍以“勤俭建国”为重。《行在所录》说,当时修内司“乞造三百间”殿舍,赵构“诏减两百”。《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也能证实:“百楹而已”。也就是说,南宋初时,凤凰山只盖了一百间殿舍,赵构的“御殿”,“茅屋才三楹”。


大内的器皿又是如何?《宋史·礼志二》说,有臣僚上言:自高宗“南巡”,没有按祖上规矩在郊外举行过祭祀,而只是“祀独于明堂”。“明堂”是凤凰山某殿舍之名。这臣僚说,对祖规的遗忘,也许会造成天下的不宁。这时的赵构,从谏如流,但心里肯定骂了:你小子不知道我拿粗瓷陶碗在祭祀吗,公开,你是让朕的脸有多大,丢眼丢得有多大吗?


“扈驾南渡”的官窑高手肯定有,当凤凰山大内还不能大张旗鼓烧窑时,修内司必定也会“临渴挖井”,让皇上尽早结束借碗吃饭的尴尬。于是,在城东北选址、开窑,先干起来可能很大。笔者为此请教过官窑博物馆专家邓禾颖女士,她说,老虎洞官窑与玉皇山“郊坛下”官窑之间,是承继还是同时并用,专家还有不同看法,对老城北的“修内司营”,还真没有探讨过。


专家的考证是严谨的,杂家我趁机再自圆其说。翻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九年三月有文字:“诏令临安府建景宁宫,在武林门新庄桥之西,以刘光世赐第为之,光世家进纳赐第……本府同修内司随宜修盖。”这用白话说开去,是皇上想在武林门内建景宁宫,以便每季一次朝北祭祀北方寝陵的列祖列宗。经过慎重选址,最佳处是赵构赐给“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宅地。刘家识趣,闻讯献地。


着重是最后一句:即临安府与修内司随时选择适宜时间开工。当然,主角是临安府,修内司干什么?殿舍的设计、监工当然少不了,祭祀器皿的制作也是一项必须。那修内司会不会就近选择建窑烧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南宋初时的礼部侍郎李心傳的每日实录,可信。惟一不足是文字太简略,信息几乎都埋在每一个字的深处。


如今的“窑瓶巷”,就有这种可能。不过,让人不解的是,《武林坊巷志》称此巷为“姚平巷”,出处是《嘉靖仁和志》与《康熙仁和志》。又说,施朝午的《约略说》称之“尧平巷”。对此,钟毓龙《说杭州》解释,“姚平应为窑瓶之讹”。当然,“姚”与“尧”都含有对“尧天舜日,太平盛世”的向往,“讹”一下也不错。


问题是,从清同治到前朝民国,近十张杭城老地图上,都没有“姚平巷”或“窑瓶巷”标注。倒是相近的“助圣庙巷”,张张地图都有。民国最后一任“平安坊”(现新华坊)保长,86岁的王思贤先生说:在他的记忆中,这巷就叫“窑瓶巷”,只是现在的位置有点变化。三十多年前,窑瓶巷与助圣庙巷一样,都是狭得两人并行的小巷,从北到南,弯弯曲曲。


“姚平”是什么时候改“窑瓶”的?这中间,应该还有故事。


令蒋介石为之伫立的“奉化会馆”


《鄞县会馆碑记》说,“自杭州遭乱,庐舍廛市大半焦土”,前来省城应考的学子,“投止无门,炎暠暴雨之中,往往奔走道途,求一息肩憩足之地而不可得”。这说的是1864年左宗棠收复了李秀成所占的杭城,正逢“子”年乡试,学子前来投考的惨情。


  再苦不能苦学生,“子”年乡试后,鄞县士绅首先在贡院不远的“仁和县平安里二图”,也就是“文龙巷前凿石巷”,建起了本省第一座为鄞县学子免费提供食宿的“会馆”。此馆一建,各县效仿。奉化人孙锵也“谋于乡人士君子,勼(聚)集巨资”,在“仁和县平安里三图”,也就是窑瓶巷一侧,盖起馆舍。此时,朝廷已有了规矩,各地在京城能称“会馆”,在省城只能叫“试馆”。光绪十七年(1891),奉化试馆落成。


晚清著名学者俞樾应孙锵恳请,撰写《奉化试馆记》碑文:浙江十一个府,宁波府“人文特盛”,前来“应试者甲于他郡。及揭晓,则中式(试)者数十人,或(者)几及全榜三分之一。故言两浙文风,必首宁波”,看来,吃海鲜的学子,确实优势。


奉化试馆开馆这年,正是“卯”年乡试,学子们拎考篮,提灯笼,漏夜云集贡院。三天下来,孙锵中举。次年,孙锵进京会试,中进士。俞樾对此评说:“报施虽天道所宜有,而非吾儒所宜言。余不以为孙君之报,而以为试馆之兆。”俞老不言天,而赞人,他说奉化试馆必定会因此“岁盛一岁”。


俞樾对奉化试馆大致描写:从前门进去,左右是厢房,中间是天井,正面“听事”厅。“听事”南侧,有个大院,院中是天井,左右各分两区,每一区六间房屋,每三间为一个“局”(单元),住六个人,配备“井灶庖(厨师)湢(卫生室)”。


我见过与奉化试馆相近的象山试馆示意图,仲春某日,家住新华坊36幢的童浩源先生,88岁,健步领我在奉化试馆的范围走,他一一告诉我边门,甬道的位置。


(88岁的童浩源先生)


到新华坊37幢,见一位戴眼镜者身手矫健的在搭阳棚,童老说,他就住过奉化试馆。眼镜者叫王淼尔,67岁。他下了梯子,说是1978年住进奉化试馆的,他大致说了试馆的房舍,与俞樾所说的分毫不差。只是那“二六”十二间房舍,在那“蜗居”时代,间间都住了人家。



(当年被朱瑞卫队破门而入的奉化试馆西门—现新华路228号)


到新华路228号,童浩源有点激动:听我老子说,抓蒋介石时,就是从这门冲进去的,结果,蒋介石翻后墙跑了。童老说的这段,是1916年,袁世凯签署第一千一百十五号“批令”,大捕会党之人,浙江要捉拿的第3号人物,就是蒋介石。


浙江都督朱瑞奉令抓捕,蒋介石躲进了奉化试馆。对于青年蒋介石来说,这里不只有“同乡”的依靠。还有一层,孙锵的妹妹,是蒋父蒋肇聪的原配夫人。周时高《蒋介石与奉化旅杭同乡会》载:当奉化会馆的前门被朱瑞的卫队雷似的捶响时,周时高的父亲周正民陪同蒋介石逃进了院后的竹园,爬上一株老梅树,翻墙逃了。这在杀人如同宰鸡的当年,历史也就在此拐开了一个大弯。而第2号大佬王金发,没这好运了,五花大绑,咔嚓一刀,“挂”了。


奉化试馆后来就成了奉化藉人的招待所,1932年,奉化旅杭同乡会在此成立,“试馆”也改称了“会馆”。第一任会长是奉化人刘祖汉,早年追随孙中山,后任黄埔军校教官,与周恩来、叶剑英相熟。北伐时负伤断臂,寓居杭州。刘祖汉推选同乡周正民为“管事”。


周时高说,当年“进门有大厅,东西两侧各有平房五幢,东房在窑瓶巷8号,有房两幢;西房坐落在大营前30号,有平房三幢。后进的东北角,还有一个大竹园,靠墙筑有梅树一株,范围也不小”,“有五六亩地”。


窑瓶巷8号的两幢房屋,也就是十二间学舍,其中一间,后来成了王淼尔一家的住房。不过,当年的奉化试馆,并未后来的颓败。1946年,也是三月,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第一次重返杭州,意气奋发。他先到梅花碑省政府,突然提出次日要去奉化会馆。杭州市卫生局的卫生科长凌霄立即前来通知周正民,会同布置卫生打扫。


次日一早,正好一个奉化同乡突然去世,周正民准备早早去探视,稍后即去会馆迎候蒋先生。没料到,蒋介石也是起了个大早,“轻车便服”来到奉化会馆,把工役陈彭其和王渭清吓得不轻。笔者见过蒋介石在那年视察岳王路上岳庙的照片,一身长袍马褂,估计他去奉化会馆也是这等打扮。要是戎装佩剑,两工役不定吓出个好歹。


  蒋先生一进门就站立原“听事”厅中,向正墙上的孙锵像一鞠躬,然后在馆内四处走看。走到竹园,蒋问两位工役:“此地管事人是否仍是周正民?”王渭清答:是的,现在周管事住在薛衙前11号,是否要把他叫来?蒋说:“好的,把他叫来。”


蒋介石说完此话,已经走到大梅树下,他在树前伫立良久,不发一言,“看他的样子,似乎在回忆当年爬树越墙脱险的往事”。周时高说,抗战前,蒋介石经常来杭州,也“常来会馆,与家父共餐过。”但这一天周正民赶回会馆时,蒋介石等不及,已乘车去了。周时高在回忆中还说,每到清明,在杭的奉化同乡,会在湖滨包几条船,乘到放鹤亭“搞活动”,祭祀林和靖。林和靖是奉化人,当年,试馆后园栽种老梅树,或许和这位“以梅为妻”的散士有关。可惜的是,这一株上百年的老梅树,如今连影都说不清了。


由“横”变“直”的岳家湾


杭人历来以南北为“直”,东西称“横”,譬如,曾经的“横大方伯”与“直大方伯”。“横大方伯”后来“大方”地进了“解放街”,“直大方伯”与“头发巷”合并,倒是更直了。不过,岳家湾的由“横”变“直”,却是有点不明不白。


清同治年与光绪年的两张杭州地图,相隔三十年,明白无误标注的“岳家湾”,是东西向的一条小巷。而现在的岳家湾,当初是叫“磨盘井巷”,也许,它得名一口叫“磨盘”的水井。



1892年(光绪十八年)现新华坊局部图


那时的“岳家湾”不长,从“磨盘井巷”往西,也就现在两幢楼房的距离,到一条无名小巷,或许就是未标注的“姚平巷”。对照当今地图,此“岳家湾”大约在如今新华坊17幢与18幢之间。


1925年的杭城地图,“磨盘井巷”消失,替代它的就是东西向的岳家湾了。不过,这张地图画得局促,1927年的杭城图就“从容”得多了。当岳家湾变成东西向以后,在它的南头,大约在如今的凤起路上,还有一段叫“东磨盘井巷”。


那么,前清时的“岳家湾”,在民国又叫成了什么地名?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无论是1925年,还是1927年与1930年的杭城地图,这里都出现了两条巷,北侧叫“堂安弄”,南侧叫“汤团弄”。笔者拿了地图请教老保长王思贤先生,他倾向“汤团弄”。


被后人改得地名全非的岳家湾,也证明它不具备大名人的“支撑”。有说岳飞的后代曾在此居住,那是因为有一首清人实月的《过岳家湾》诗:“称臣称侄分偏安,北去双舆竟不还。乌桕几株田半块,老农犹说岳家湾。”诗以言志,此“志”毕竟与史志相去甚远,只算得对亡明的感慨。有资料说,这诗所在的《南磵吟草》是乾隆年刻本。看来,当时的实月能逃脱出文字狱的网罟,说明乾隆对文人的“打击”手段,并非后人所说的“稳准狠”。


岳家湾所在的社区,并没有“打铁关”式的穿凿附会的文字,不错。地以人名,人以地胜,俞樾在《奉化试馆记》上也明确无误地主张后者的。日前在新华坊,见社区负责人个个年轻,诚恳热情,也算是“人以地胜”的一种。


社区陈副书记告诉我,她的大爷爷(祖父的哥哥,哥俩相差十几岁)陈天升是末代举人,他10岁中举,14岁放嘉善知县。第一次升堂,居然被汹汹的告状人吓得束手无策。师爷老谋深算,他说县爷,你要真不看好这职,不如拿上县库尚有的十个大洋,一走了之。这,几乎是一个《让子弹飞一会儿》的真实版,在辛亥革命的前夕,所有脱离了土地和宗法的人,正在让社会变得骚动不安。


陈天升的祖上是上虞的大户,其母亲脚小,见识却大。看到时代诡谲,押宝一样让陈天升拿了十个大洋去改名投考黄埔军校,此后,又让另一个儿子投奔了共产党。尽管1950年以后的陈天升是在监狱度过余生的,但他的另一个兄弟,还是被他母亲押准了。


陈天升的人生一度令后人讳莫如深,不过,对祖辈虽然知之不多的小陈书记,述说中还是少了上辈那一种闪烁其词。毕竟,时代是在前进。就像1959年才有的新华路,此前,只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有了“新华”路,才有“新华”坊,这二字,总让人看到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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