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芦花分外柔

发布时间:2017-08-01

 

窗外芦花分外柔


  而今,每到春花秋月之时,西湖畔茶楼总会聚集许多老人,一边品茶,一边赏景,一边叙旧,这些人,或是早年的街坊邻居,或是昔日的同学同事,或是故旧亲朋。


多少年来,为了事业,为了家人,也为了一日三餐,起早落夜,忙忙碌碌。只是岁月不饶人,逝者如斯夫。退休了,空下来,往事也就不自觉地浮了上来。


2016年10月10日,我们在郭庄茶室遇见邱佩佩正在与昔日的邻里话旧。


上世纪六十年代,邱佩佩在杭州涌金初中读书,差不多五十多年过去了,老街坊相约茶楼,抚今追昔,旧日的少男少女,早就两鬓染霜了....。


也许邱佩佩只是无数普通人中的一个,人生平淡无奇,却代表了一代人的共同遭遇。

邱佩佩(2014)


我的父母亲


邱佩佩说,我1949年12月日生于杭州,父亲是萧山人,早年在乡下读过几年私塾。小时跟爷爷到杭州打工,在一家钟表店当学徒。


满师后,自己在邮电路口开了一家钟表修理铺,带了二个徒弟。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钟表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一块表的价钱至少一百二十元。那时一位青工的月薪才三十元左右,算一算就知道,手表的价钱是工资的三、四倍,老百姓能不珍惜腕上的那块表吗?由此,父亲的钟表修理行业务兴旺。


父亲手艺娴熟,可说是钟表修理业的好把式,经他修理的钟表,无论何种牌子,进口的,国产的,甚或,杂牌货,只要到了他的手里,都会被摆弄得服服帖帖。


可以说,没有一只表,他是修不好的。


我母亲出生在杭州城里的一个读书人家,学校毕业后就在一家医院当护士。


婚后,放弃了医院的那份工作,在家带孩子。父母有四个女儿,我排行老二。等到小孩子稍大一点,母亲就到前进钟表店当出纳。


邱佩佩小时与全家(后排居中者为邱佩佩)


  上世纪的1958年,国家对企业作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钟表行业有“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之分。全民单位全市只有钱江、人民、亨达利等四家。


父亲那家钟表铺合并到青年钟表店,成为钟表店的经理。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那些年,父亲在井亭桥、菜市桥、浙二医院附近的几家钟表店都工作过。


我们一家人住在杭州官巷口附近的一个大院里。


我的学生时代


只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岁月。


小学毕业后,如果想继续升学,讲究的是“根红苗正”,查“家庭出生”,查“三代贫农”,“红五类“才够格,像父亲那样一个钟表匠,按照阶级划分,只能算是个“小业主”。


仅管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仍没考上公办初中。幸好民革与湖滨街道合办了一家民办学校,叫做“湖滨初中”,招收落榜小学生。于是,父母就将我送到了那家学校。


在校中,同学们颇有失落感,因为凡进那所学校的人,全是升学考试落榜者。按老师的话,学校的生源,不是红五类中的“乱头阿爹”,就是家庭出生不怎么样的优等生。


尽管如此,我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相信,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将来就能有作为的,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


我爱好文学,读过《青春之歌》、《牛虻》这样的革命小说,喜欢唐宋诗词,也看过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优秀电影,非常羡慕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当然,我爱歌舞、爱戏剧,渴望有一天能考上戏剧学院,当一名演员,也梦想着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


那些年,老师夸我作文写得好,同学邻居夸我有表演天分,是个“美人胚子”。


回眸一笑百媚生(1968)


  只是到了初三时(1966),文革爆发了,在那个“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里,家庭成份差点的人则是灰溜溜的。在学校里,革命群众、“红五类”纷纷张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斗争席卷全校。师生中有“革命派、造反派”之分。大家都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  


不过,如我们这样的同学只能站在一旁观看,自然而然成了“逍遥派”。


到了1968年,文革“打、砸、抢”的疯狂岁月稍有缓解。


接下来,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学校进驻了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我校来的是杭州热水瓶厂的工人,班里有了一个工人师傅,叫谢水根,动员大家上山下乡(教师们大多已经“靠边站”了。


有些先去的同学到了萧山农村,回来说,太苦了,还是建设兵团好点!


我与三个家境相近的同学(陆东东、周丽华、赵丽华)一起报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


原来,大家只是在地图上见过“黑龙江”这个名称,知道那里有一块辽阔荒芜的土地,叫“北大荒”,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临行前,父母与我们姐妹四人一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我家姐妹四人,姐姐(邱蓉蓉)有点残疾(幼时得过小儿麻痹性),按政策规定,允许“留城”(不用下乡);大妹妹(邱华华)已先我一步(在1968年)就去萧山插队落户了;我的一个小妹妹(邱萍萍)仍在校读书。


“上山下乡”在黑龙江建设兵团


1969年4月26日,我与许多年龄相仿的同学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黑龙江战友(中排右2为邱佩佩)


  经过四昼夜的行驶,火车终于将我们送到了黑龙江伊春市的汤旺河车站。


那是一个四、五月份的日子,江南早就春暖花开了,可在黑龙江仍在冰雪解冻之时。


下了火车,大家排队上了一辆辆卡车,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颠簸,将我们送到了一个叫做老屯子村的地方,有许多村民已经在那里等候大家了。


兵团请我们吃了一餐饭,二个实心馒头加上一碗蔬菜汤,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我所在的部队,名称叫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1团95分队20连”。不过建设兵团的战士不发军装,如果那位战友想穿军装,得自己化钱去买。


连队按军队框架,又分为基建队、蔬菜队、农业队、砖瓦厂、畜牧排等,还有炊事班、医务室等辅助单位。至于说知青们将要去那个部门,刚到时由连队分配。


上级要求我们到最艰苦的部门去,于是,我选了畜牧排的“猪号”,也就是专司连队的养猪。与我一起到猪号的知青共有8个,有哈尔滨来的知青,也有天津来的,至于说杭州人,仅我一个人了。虽说这个活又脏又累,臭气熏天,但我们仍然干得挺带劲。


黑龙江人养猪与南方有区别,他们是放养的,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猪倌。


那时,兵团中有拖拉机,驾驶拖拉机成为知青想往的工种。大家多喜欢到拖拉机前拍照,我将这些照片寄给了远在杭州的父母姐妹,让他们也分享我在黑龙江过得日子!


 

与战友在拖拉机前(左1为邱佩佩)


  记得我们当年有45元工资一个月(此数一直拿到我1975年离开兵团为止)。大致上来说,我们对收入还满意,对比之下,听说在浙江下乡的同学,拿的是工分,收入远不及建设兵团。


再则,那个地方就是有钱也没处化,我每月还能省下20元钱寄给父母。


有一次,连队组织到佳木斯学习,我们参观了刘英俊纪念地。当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刘英俊同志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所在的连队离黑龙江很近,战友们常到江边玩耍作为业余消遣。


邱佩佩在建设兵团11连(1970)

 

  部队有规定的探亲假,二年后(1971年冬),我终于获准回杭探亲了。每次有十五天假期,在我回家的日子,养猪这个差使交给别的战友干,等我回来后,再轮到别的战友休息。


我到萧山农村插队落户


那年回家探亲,我与父母亲一起到孤山玩,父亲给我们母女拍了这张照片


邱佩佩在杭州(1972)


  在建设兵团干了整整七年,我觉得,自己开始懂事了,也长大了!


妹妹邱华华比我早一年(1968)下乡,在萧山河庄公社插队落户。


三年后,经公社推荐,抽调到杭州长征轧钢厂上班,而我依然在黑龙江当猪倌,离开建设兵团的希望渺茫。虽说兵团里有小伙子暗恋我。但想到父母的再三叮嘱:千万不能在黑龙江找对象,否则,你就是要一辈子在那里“扎根”,回杭州的最后一线希望也会破灭的。


我就不敢动这个念头了!


父母反复思量,一个姑娘远在东北,实在放心不下,将来也没有什么盼头,想将我调得离家近点。好在妹妹在乡时是个赤脚医生,人脉广,她与公社、大队干部时常有往来。


于是,父母开始与她原来所在的大队(萧山河庄)干部联系,想将我调到萧山农村插队。虽说也在乡下,毕竟离家近,相互有个照应,而且,还有可能招工回杭州。


好在我家有个亲戚在区里做事,他与萧山知青办主任认识,于是,父母、妹妹上上下下的打点,千难万难,通过他们的帮忙,总算将我的户口从黑龙江迁到萧山农村。


我传承了父亲的本行,钟表业


不过,在萧山乡下我只做了半年多,到了1976年,国家有了新政策,允许下乡儿女“抵职”回城。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毫不迟疑地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让我回到杭州顶替她的工作。当年母亲在众安桥前进钟表店当出纳与修理工,我也就办了手续进了那家店。


自此,我开始学习父母的老本行,修理钟表。前进钟表店是杭州市钟表眼镜行业协会的下属单位。在我“抵职”回来后的第二年(1977),行业协会办了一个会计训练班。


钟表店派我去学了三个月,考试合格,拿了会计证书,成为前进钟表店的会计。


我在钟表行业一直干到1999年退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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