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路漫漫,相濡以沫行万里

发布时间:2017-08-01

 人生旅途路漫漫,相濡以沫行万里


龚玉和

 


人生路漫漫,相濡度春秋


这些年来,在杭州城隍山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妇,蹬着一辆老年代步车来到山脚下。停好车子,俩人搀扶着,一步一步地登上山脊的江湖汇观亭。


在亭子里,他们眺望钱塘繁华,大江东去,街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老人感慨万分,说道:“我早年就住在山下的扇子巷,小时在清河坊附近的学校读书。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太熟悉了!


小伙伴们也都住在附近,城隍山成为我们嬉戏的地方!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伙伴们大多先后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但是仍然常到这里来,我们年年开同学会,聚会的地点,总是挑在城隍阁,或者,山上的茶馆,一起追寻着儿时的那份珍贵的记忆!”


老人走过的岁月,或许,也承载了一代市民的共同历程。


我这个人运气好!


我们有幸于2017年1月23日下午,访问了这对夫妇,老人叫周国梁,老伴是章根娣,聆听他们一生的故事。


章大姐是个乐观通达,说话爽朗的人,说道,我1950年生在杭州,小时住在孩儿巷,在孩儿巷小学读书。父母就在家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做事,面条、大饼、油条、馄饨、包子,这些活计,全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只是干饮食这个行业,太辛苦了,起早摸黑的忙,早上四点就要出门了,里里外外的事都要做,干得精疲力竭,也只有那么点收入。


父母总是望盼我们这些小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1970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以后,我们那一代年青人,全部要上山下乡。于是,我报名去了萧山的建设兵团。


我们在五堡过渡,所在地是农垦二师七团六连,做的是农业劳动。


不过,我这个人运气好,领导上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我的父母在饮食行业做事,在田里只干了八个多星期,就将我调到连队的食堂工作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买什么都要凭票,肉有肉票、鱼有鱼票、买米有粮票,买食油要油票,买香烟要烟票,甚至,连洗衣服的肥皂也凭票供应。


好在我在食堂里做事,这些就不用愁了,一个好差使!


同到萧山兵团里的几个战友,见到我在食堂里做事,个个羡慕极了!


说真的,食堂里的那些事,自小到大,看着父母在灶头上开工,忙上忙下,看都看熟了,炒菜、面食、糕点,那点活,不用说,小菜一碟,还用人教吗?样样我都拿得起来,在连队食堂,算得上一个好把式。


在连队食堂只干了十多个月(71年6月),兵团总部准备开“三代会”(职工代表会、党员代表会、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了,一下子,吃饭的人增多了。当年兵团总部设在华家池,上级特地将我调到兵团总部食堂帮忙。


总部领导多,接触面广,他们见我手脚勤快,忠厚老实,业务熟练,对我挺关心的。只帮了二十多天,三代会结束后,我又回连队食堂。


不久,领导上就有“调令”下来了:二师七团六连的章根娣同志调到兵团团部食堂工作。对于我个人来说,那是一次机遇。想一想,整个兵团有五十多个饮事员,只调了二个人,我就是这二个人中的一个,能不开心吗?


到兵团总部做事,比起连队食堂来说,要好多了。虽则林彪事件爆发后,总部由杭州城里的华家池迁到萧山城厢镇,几年下来,我做得得心应手。


在团部食堂做事,多数领导经常能见到,上上下下,各式各样的人,我都有机会接触。没想到的是,到了1975年,根据上级指示,兵团团部解散。


在汽车驾驶学校认识了周国梁


兵团解散后,团部的知青被分配到城里的许多单位,不仅户口迁回杭州,还算工龄,父母亲为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我被分配到杭州汽车驾驶技术学校(以下称“汽校”)做事。


当时的企业分成“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汽校是一个大家羡慕的事业单位,让人开心极了!


到了汽校,领导上知道了,我在建设兵团时就是一个炊事员,正中下怀,学校食堂刚好缺人手,立马将我安排到汽校食堂工作,让我又一次重操旧业。


食堂是学校的一个窗口,在这里能见到学校各式各样的人,教师,学员,方方面面的工作人员,我都有机会遇见。此时,认识了我的丈夫,周国梁。


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忠厚老实,有着与我有相似的经历,当过建设兵团知青,经受过与我相同的练历。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一师一团机耕连,地点在乔司。我则在萧山的二师七团六连。到了1975年,兵团师部解散(团部仍保留),他是随着师部的解散而调到汽车技校来当教练员的。


我的丈夫,我们的儿子


我们在1978年元旦结婚的,国梁比我大三岁,1947年出生。


刚结婚时,汽车技校设在西溪路,我们住在汽校院子里的一个小房间,只有十多个平方,可是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开心。


我觉得,与同龄人相比,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一路走来,无论是在连队、兵团团部,还是在汽校,顺风顺水,总能遇到一个又一个好人!


我的丈夫,国梁对我体贴、对我关心,在生活上,什么事总是依着我,把我放在第一位。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红过脸,也没有什么大的吵嘴,只要我有什么事不开心,他就不响了,总是让着我、护着我。


虽说我们的生活并不宽裕,多年以来,我感到非常满足。


我在食堂里做工,需要每天早出晚归(早晨在天不亮时出发,晚上摸黑回家),家里的许多事都是他抢着做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俩个人的收入有限,生活上,他相当节俭,家里置点什么,吃点什么,都需要俩个人算了又算才行。


每次只要国梁有点什么好东西,总是先想到我,带回来,自己舍不得化,舍不得吃,可在我身上,一点儿都不吝啬。那怕从外面带回来一只苹果,也要留着给我。我说:“一只苹果嘛,你留着自己吃好,干嘛一定要给我呢。”


他说:“女同志嘛,就是喜欢吃零食,我不大要吃这些东西。”


我后来调到客车厂做事,每天从西溪路出发,骑自行车上班,可我的那辆自行车,实在老旧破烂,常常坏掉。只要车子一出了问题,国良二话不说,连夜帮我修车,有时一直忙到深夜一、二点钟才修好。


我对他说:“干啥呢?算了罢,明天我推到车摊去修一下,不就行了?


他说,不行的,你在食堂里做事,天不亮就要赶去做早点,修车师傅还没有来上班,来得及吗!”


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身体不太好,三日二头,他催促着我回去看望父母,甚至胜于我这个做亲闺女的人也没国梁想得那么周到。


我说:“这个星期已经去过了,下星期再去罢。”


他总是这么几句话:“父母亲要多去看看,家里的事,有我,放心好了!”


从1996年开始,我在炒股票,开始时做得不错,股票一路上扬,开心极了。


后来,股票大跳水,一下子,缩水了3/4,这一下,我急了!


这点钱全是我们夫妻俩个人多年来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血汗钱呀!


我想,这可好,老公要骂死我了。


想不到的是,他反而过来安慰我,劝道:“身体好最要紧,钞票是身外之物,只要有得吃,有得穿,冻不着,够用就行了。”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读书时,家庭作业都是国梁辅导的。儿子读小学时,汉语拼音全是国梁教的。到了儿子读初中,有了外语课,国梁虽说中专毕业,但是英语不怎么样。一个人到新华书店买来了英语课本,自己跟着录音磁带、电视机上学外语,然后,晚上再手把手地教儿子。


我们的儿子很争气,中学毕业后,考取了长沙工业学院工业民用建筑系。今在绿城房地产公司的建筑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作,已成为领导干部了。


我在想,我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子,终于圆了我父母一生的梦想!


我与丈夫周国梁


我们有了孙女儿以后,上上下下,家里的事更多了。


记得1996年时,国梁还不到五十岁,仍在上班。


原先他走起路来,总是昂首挺胸,雄纠纠,气昂昂的,什么事都跑在别人前面,不知什么原因,变了,常常“拖上拖下”,走着,走着,一不留神,会突然停了下来,不走了。别人见了,推了他一下,又向前了。


那时年纪轻,不以为然,我们以为,或许是走路不小心,绊了一下。


回到家,国梁也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件事。自从有了孙女儿,一家人里里外外的事情更加多了,常常顾此失彼,也没有在意。


国梁退休后,买了一辆电动车,每天骑电动车出去,不知怎的,有几次从车上摔了下来,原先,我以为大概是别人碰了他一下,一再告诫他,年纪大了,不比早先,骑自行车,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像年青时那样盲闯盲干,那样粗心大意了,别的事我也没在意什么。


在他六十三岁那年,发现有点不对劲了,我们一起出门,他经常走路走不稳,有时,会莫明其妙的停下,甚至,不走了;走着走着,会突然被什么东西“绊牢”似的。我看到了,心想,不对劲了!


于是,我带他到邵逸夫医院看精神科的专家门诊。


在医院里,医师让他走走路,试试看。


医生站在他的后面,背上拍了一下,走路就不稳了,再拍了他一下,又可以向前走动了。


医生见了,说道:“你们还是到帕金森科去看一下好。”


于是,我们就挂了号,去帕金森科,确诊为国梁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病。


医师先给他配了每天吃1/4片的美多巴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的变化,用药剂量逐渐增加。这一下,我们急了。


我陪国梁到了上海华山医院,也到过瑞金医院,到处打听,寻医问药,找到了上海最好的医治帕金森病的医师、教授与专家。


记得有位医师教了他一招,即,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操。


我们买回了做这个运动操的碟片,让他跟着碟片上学,几个月下来,果真有效果,病情也有了好转。


在医师的指导下用药,持续吃药,做保健操。我盼望国梁能早点康复!


买了拐杖与老年代步车


  记得国梁六十四岁那年,有一次,参加中学同学会。


他买了一架照相机,喜欢给大家拍照,一个人在同学群中跑来跑去,突然,摔倒了,在同学的帮助下才站起身,由他们携扶着回家。


从那时开始,走路更缓慢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跟头。


于是,我买了根拐杖,每当他准备出门时,总让他拿着拐棍,慢慢行走。


但是,危险的事仍有可能发生,有一次,在过人行横道线时,突然停了下来,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想一想,多危险呀!


国梁回来对我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好人真多!有人见我在马路中间走不动了,心里越急,越想早点过马路,步子怎么迈也迈不出,急得上下冒汗。


有个好心人知道我是病人,一把将我背在身上,送过马路。”


自此以后,我(章根娣)再也不敢让他独自出门了。


如果想出门,总是陪着他。


我们买了一辆老年代步车,我开车,国梁坐在后面,一切还算顺顺当当的。我家住在宝善桥,国梁从小在吴山下长大,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城隍山了。我们常常带了茶、点心、水果,一起去爬山。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老是呆在家中发楞,希望他也能到外面去散散心,透透气,看看风景,会会老朋友,聊聊天。


老呆在家里,不利于健康,多点锻炼,多点运动,对身体才有益。


国梁这个病,在平地上走路有困难,不过,登山走踏步,仍是可以的。由此,我们俩个人,不仅春秋佳日上吴山,就是夏天我们也要去。


夏季,天气炎热,每次上了山,他常常浑身汗水,衣服湿透了,好在我早有准备,带了毛巾、干净衣服,帮他擦汗,擦身子,换衣服,还带来扇子,为他扇风。路人见了,说道,这对夫妻真好啊!不是原配夫妻,那会有这么好的情感?


有一次,我们俩个又上吴山了。那次是初中同学聚会,地点仍在吴山阁。


我们行走很慢,到了半山腰,突然变天了,下起大雨。


好在我们经常到吴山,那一带熟人多,我向山腰卫生间的工人借了把雨伞。


在大雨中,国梁手持着伞,我背着他,一步一步,攀上吴山。


到了吴山阁茶楼,几位同学见我满脸的汗水、雨水,气喘吁吁的样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个同学说:“这个国梁同学,好福气啊,有这么好一个妻子!”


梁国起先用的药剂量较少,随着病情的变化,用药量越来越多。


后来住院了,我知道他喜欢吃咸菜豆腐、酱肉、红烧肉什么的,每次到医院去,总是炒上一碗,给他送去。国梁见了,老是说:“你一个人在家里,够辛苦了,我在医院里有得吃,不用麻烦了。”


他清楚,这不是一、二个小菜,而是我的一片心,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

我们是夫妻,相依相伴过一生!


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性,早上七点钟起床,在床上,我就让他先吃药。起床后,洗了脸,吃过早点,我推着轮椅,带他到东园公园(就在家附近)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有时,我开着老年助动车,带他到吴山去。


我们将车子停放在山脚下,山上散散步,聊聊天,打打牌。


中午时分,我们一起到新丰小吃店吃中餐。然后回家,让他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我到证券交易所做股票,一般二、三个小时左右。


到了三点多,我回家,做晚餐。傍晚,我们一起吃晚饭。


这样,一天的时间也就打发过去了。


有一次,有个医生向我们介绍,泰仁堂中医院做针灸,对他的病有疗效,由此,每周我陪他去二、三次。


早上,我用轮椅将他推到公交车站,汽车来了,我扶他上车。等他在车上坐下。我再急急忙忙下车,将轮椅搬上车。


驾驶员见了,安慰我说:“不要急,慢慢来好了!”


可驾驶员越是这么说,我心里越紧张。许多乘客见我匆匆忙忙的样子,一手就将放在站台上的轮椅拿上了车子。


到了站,我扶着国梁下车,他们(乘客)又帮我把轮椅拿下车。


这些年来,我们遇到的好人太多了,想说也说不完,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好人越来越多!


有个乘客说:“这对夫妻真好,俩个人那么贴心!”


其实,想一想,我们是夫妻呀,什么叫夫妻,就要相随相伴,一生一世。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如果换位想想,如果我得了病,他不是也一样要一辈子照顾我吗?这是夫妻相互间应尽的义务啊!


章大姐说,我们夫妻俩个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风里雨里,甜酸苦辣,波折跌宕,总是相互携扶,相互依靠,滴滴点点,一点就通。


我想说的是,国梁是我的丈夫,也是我人生的依靠。


他病了,需要我照顾,这是天经地义之事。


我为这个家,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他做的事、尽的职,其实,很普通、很简单、很平常,这是责任,这是义务,谁没有生老病死?又有什么可以宣扬的呢!


什么叫夫妻?夫妻就是不离不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叫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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