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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的“对不起”和他的伟大

发布时间:2018-02-26

 

  (1979年复旦大学生在黄山巧遇小平)

21年前的今天,1997219日,小平离开了我们。

春节前夕,当年的研究生同学聚会。除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在座诸位都到了退休年龄。我说,我1979年上大学,我们都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好光景;而1979年初的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政策失败,中世纪图景卷土重来,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如果我们是在1979年的伊朗考上大学,将是一幅如何暗淡的人生经历?因此,无论我们这代人曾经错过什么、失去什么,首先得感念这四十年!感恩小平!

  (70年代的伊朗,开放程度难以想象)

小平:“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20048月是小平诞辰100周年,“世纪伟人小平”展览在北京开幕。812日《人民日报》刊出记者胡果的新闻特写《看看小平 问声你好》,提及小平的一段话。

19789月,复出后不久,他坚定地宣言:“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816日《人民日报》对展览的后续报道《人民的儿子,人民的歌》,再次引用了小平1978年这段掷地有声的话: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16岁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小平,先后在法国钢铁厂、橡胶厂做工,深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党报记者注意到,三卷本《小平文选》中,一共出现过1066个“发展”,几乎每页就有一个。这位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道出自己的愿景:“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我们中国绝不允许出现第二次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四川省委组织、指导的电视片《历史转折中的小平》,记录了改革初年很多令人动容的历史瞬间。

19789月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调研,一路上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小平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工人月工资很低,农村非常贫困。这就叫社会主义优越性?人民不能再苦下去了。国外有个议论,就是中国人到底能忍耐过久?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穷的社会主义,要这样的社会主义干什么?人民就有权抛弃我们。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才立于不败之地哦。”

 “文革”结束后,上千万“知识青年”要求回城。有关部门汇报给小平,老人家说:“你们问我的意见,我就一句话:让孩子们回来吧。”随着《国务院六条》颁发,知青办干脆把公章挂门口,“知青”回城自行盖章。一代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小平“文革”后复出,召集科教座谈会,邀请的基本上都是“文革”中被揪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小平吩咐:座谈会就是要在北京饭店,就是要讲点排场,这是我们党拜师的大会。听闻长春光机所216人隔离审查,5人押送公安机关,小平指示:动不动就把人送到公安局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要把那些制造冤案、迫害科学家的坏分子抓起来,依法严办。我们的党是爱护知识分子的。我们中国绝不允许出现第二次了。

当年限制家庭养殖,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第4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历史转折中的小平》有这样一个情景,施大嫂养了十几只鸭子,被发现后下跪讨饶。小平当即表示:你没有错,是我们这些人的错。要下跪的话,是我们这些人给你下跪。一定要把日子过好。

这部电视片还记录了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一段话:现在的时代,就是一个努力站起来的时代。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努力站起来的中国。如果我们思想再不解放,再不高高地站起来,我们的党、国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小平同志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多次讲话,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如此尖锐的谈话,出现在官方审定的电视片里,听起来依然触目惊心。

耀邦前秘书郑必坚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没有小平,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至今还要在贫穷落后中挣扎苦斗。

 

老一辈革命家都曾痛定思痛

“文化大革命”把极左路线推到一个荒谬绝伦的高度,冤狱遍地,连中央文件都承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新中国一些开国元勋原本出身田垄,在“文革”中被重新贬入民间,对民生疾苦有深切体会。他们劫后余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导政局后,与民更始,下决心彻底否定“文革”,回应历史和人民的呼唤,联手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先念对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1993214日《人民日报》杨汝岱文章《情萦老区心系人民》)“老区人民对革命作出的牺牲太多了,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们富起来,不能让家家户户都富起来,我们就太对不起他们了。”1992629日《人民日报》文章《故乡人民深切悼念先念主席》)

    

    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对“大跃进”导致湖北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念念不忘。“他虽然自觉纠正了错误,但一直愧疚在心,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湖北的人民群众,经常公开作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92416日先念文章《痛悼王任重同志》)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把老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就对不起老区人民。”(《人民日报》1999210日《余秋里同志生平》)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1年回到家乡——湖南省祁阳县农村察看“公共食堂”,看到乡亲们因饥饿得了浮肿病。他俯身一个一个的抚摸着他们发肿的腿,沉痛地说:“搞成这个样子,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啊!我对不起大家啊!”陶铸参与制订人民公社《六十条》,对调整农村政策起到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19891130日王任重、金明、雍文涛、于明涛文章《松树的风格长存》)

    毛的秘书田家英,1961年初在浙江嘉善农村调查,亲眼目睹农民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他召集县委负责人、管理区全体党员、生产队长、小学教师和社员代表在叶家祠堂开会,严肃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说到这里,他泪流满面,喉咙也哽住了。

这是一个知荣辱、识廉耻的官场。这些打江山的老干部,虽然治国理政时犯过一些狂妄的严重的错误,但面对百姓的一片赤子之心,至今令人感念。小平和与他同时代的老一代革命家,至为伟大的地方,也许就在于这一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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